与妖共舞(2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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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阉人,除了人妖,还有太监。
  在古代埃及、希腊、罗马、土耳其、朝鲜,乃至整个亚洲都有太监。只是中国的太监制度最根深蒂固,人数最多,历史最久。宦官俗称太监,是指男人经过手术后丧失了生育功能的宫廷官员,后来演变成一种官衔,是历代王朝在宫廷内侍奉皇帝及其家属的奴仆。
  关于太监的起源,中国早在殷商就有“寺人”据专家考证,甲骨文中已有相关的记载。唐甄在潜书中描绘太监:“望之不似人身,相之不似人面,听之不似人声,察之不近人情。”人妖和太监有相同的地方,都是男人从小被阉割,喉头无突,声变变细,说话女声女气,举止动作似女非男,而成为不男不女的另类;不同的是:人妖有女性的体态,身材窈窕、婀娜,而太监则体态无大异,面不生明须。
  据记载,我国先秦和西汉时期的宦官并非全是阉人,自东汉开始,由于在皇宫内廷,皇太后、太妃以及宫女等,女眷较多,为了难免发生秽乱宫帷的事,全部用阉人,绝不允许其他成年男性在宫内当差。
  宦官制度起源于先秦时期,诗经、周礼、礼记中都有关于宦官的记载。周王朝及各诸侯国大都设置了宦官。宦官一般由身份卑贱的人充当,其来源由处以宫刑的罪人充任,或从民间百姓的年幼子弟中挑选。
  秦朝,宦官由少府管辖。
  西汉,汉高祖刘邦鉴于秦亡教训,用文士充中常侍,以抑制宦官势力。元帝以后,宦官势力复萌。东汉时,侍从皇帝的中常侍专由宦官充任,他们传达诏令,掌理文书,左右皇帝视听;其时,外戚势大,皇帝常利用宦官牵制外戚,往往造成宦官集团专政局面。
  唐代,唐太宗对宦官限制较严格,规定内侍省宦官最高官阶为三品,数额亦有限制。中宗时,制度渐弛,宦官总数增至3000名,被授七品以上者多达千人。玄宗时,宦官多而滥,仅四、五品者就在千人以上。授予三品左(右)监门将军衔者大有人在。安史之乱后,宦官势力膨胀,有的甚至封王爵,位列三公,部分宦官还染指军权。肃宗时,设观军容使,专以宦官中的掌权者充任,作为监视出征将帅的最高军职。从德宗朝开始,宦官掌握了神策军、天威军等禁兵的兵权,军中的护军中尉、中护军等要职均由宦官担任。因军政大权被宦官集团把持,不仅文武百官出于其下,甚至连皇帝的废立也由他们决定。在宪宗到昭宗期间登基的9个皇帝中有7个是由宦官所拥立,两个被他们所杀。
  宋代,设内侍省,由宦官主管。但宋代宦官干政的现象不如外戚专权严重。
  明代,朱元璋对宦官管理较严,规定宦官不得识字,压低其官阶,禁止其兼外臣的文武职衔,并悬铁牌于宫门上,明示不许干政的警戒。从永乐朝始,宦官渐受重用。皇帝亲信的太监经常被派出巡出洋,担任监军。由宦官执掌,设立东厂从事特务活动,诸事直接报告皇帝。宣宗时,改太监不得识字的祖制,在宫内设内书堂。令学官教授小太监识字。成化十三年,在东厂外另设西厂,以宦官任提督,加强特务统治。此外,宦官任职机构膨胀,宫廷中设有司礼、内官、御用、司设、御马等12监4司8局,总称为二十四衙门,各设专职掌印太监。宦官人数激增,至明末多达数万之众。英宗时,掌权宦官王振网罗部分官僚为党羽,形成阉党,开明代宦官专政先声。此后,宦官之祸迭起。成化年间的汪直、武宗时期的刘瑾、熹宗时期的魏忠贤等,都是权倾朝野、势力显赫的权宦。他们专横跋扈,加剧了明朝政治上的腐败,给人民带来无穷灾难。
  清代,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清初规定:宦官归内务府管辖,具体由敬事房管理。敬事房亦称宫殿监办处,设总管、副总管等职。康熙时总管宦官为五品,雍正时改成四品。裁明代“二十四衙门”为“十三衙门”人数大幅度缩减。顺治时设置宦官千余人,乾隆年间增至3000人,直至清末未过此数。宦官升迁降调由内务府移文吏部决定。宦官犯法,内务府可先拿后奏。禁其干政。顺治帝仿朱元璋旧制,铸铁碑立于交泰殿,明文规定凡有不法行为,均凌迟处死。虽在清末有慈禧太后宠宦安德海、李莲英等屡犯例禁,朝臣为之侧目,终未出现汉、唐、明宦官的专权现象。狄德罗在评价法国波旁王朝时说:“在宫廷,‘狂欢的工具’从来与政治媲美。”
  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也结束了延续数千年之久的宦官制度。
  太监,是专制制度下衍生出来的牺牲品,在漫长的中国历史大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历史。
  太监朝夕侍候在统治者身边,奴性十足,百依百顺,唯唯诺诺,其出身低下而又没有后代,比一般官员可靠;可是,他们用不着为子孙敛财,也用不着担心殃及后代,更可怕的是他们丧失性功能的怨恨烙在心底,天天目睹皇族花天酒地、穷奢极侈,一旦大权在握,利用在宫廷中的特殊地位,更加谗谄佞邪,狡黠阴险、残忍狠毒,毫无顾忌,甚至操纵帝上,更甚者可以废立以至杀死皇帝。有些太监,结成死党,挟持皇帝,假传圣旨,卖官鬻爵,贪赃枉法,陷害忠良,在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宦官专权曾演出了一幕幕祸国殃民的惨剧,其中以东汉、唐、明三代为最。秦国宦官嫪毐受太后宠幸,权势显赫,封为长信侯,秦朝的赵高,东汉的侯览、张让,唐代的高力士、仇士良、田令孜,明朝的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以及清代末年的李莲英等等,都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宦官。
  当然,太监中也不乏佼佼者。
  明代郑和,1382年明军征云南,被掳入明营。11岁时遭阉割,33岁时因战功显赫,原姓马,获成祖赐姓“郑”的殊荣,从此改称郑和,并擢拔为内官监太监。后率领船队,七下西洋,比哥伦布早七十年发现新大陆,比麦哲伦先一百年绕行世界,是伟大的航海家,为促进国家睦邻友好关系,发展海外贸易,加强中外文化交流,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做出了重大贡献!
  清代董海川,因疾恶如仇,行侠仗仪。初为散差太监,后升任七品首领职。他始传的八卦掌,在武坛形成一大流派,是一代武林宗师。
  四
  宫刑,初期用来训服奴隶和俘虏,后来才用来惩罚罪犯和防范“性犯罪”此罪略次于死刑。
  周穆王时,规定:“宫罪五百”汉武帝时,是对于政治统一的一种“意淫”者的惩罚,司马迁就因为投降匈奴的李陵辩解几句“上以迁为诬罔,欲沮贰师,为陵游说,下迁腐刑。”犯了政治错误而被处以宫刑。他在悲苦耻辱中,完成了史记。受宫刑的还有许多大臣如张贺、李延年等。
  汉朝,人将处宫刑的地方称为“蚕室。”一个带有诗意的名字,让丑陋的蚕变作美丽的蝴蝶的茧。阉割是文化的死敌,也是文化的一部分,阉割侵蚀、吞咽、改造着文化,当阉割内化为文化的本质的时候,文化便消除了被阉割的焦虑,而在特别的快感之中陶醉。
  黄永玉先生说:“一部文化史几乎就是无数身体的局部或全部被刨去的行为史,是由阉割与被阉割两种不同性质的快感写成的。”
  从被阉到自宫只有一步之遥,从身体的残疾到心灵的残疾也只有一步之遥。太监们把割下来的“命根子”装在瓶子里,把它供在一个隐密而安全的地方,因为它是保证皇帝的妻妾们的贞操的“证件”也是他们证明自己性无能而品行清白的“证书”;而大大小小的圣人们对“命根子”的沉默,则是保证皇帝们的权力畅通无阻的“通行证”
  说到净身,历代皇城都有专门干这种营生的人。清光绪年间,北京有南长街会计司胡同的“毕五”和地安门内方砖胡同的“小刀刘”就是专干这一行的能手。服务的主顾都是清朝的七品官和六品顶戴。一年四次,即每季给总管内务府送净好身的孩子。净身的“手续”则全由这两家包办。清初,对净身还有个规定,不能私自行事,按刑律,违者问斩。到了晚清就不那么严格了,也有人是父亲给儿子净身的,有一个叫马德清的人在9岁那年,被自己父亲净身的。
  历史上,阉人净身是人生最伤心的事,是一场残忍的酷刑,也成为改变人生的一种痛苦的手段;到了现代,成为控制人口增长的强制手段。
  太监文化建构了东方专制统治的牢固根基。
  当不当太监,与道德的优劣、人格的高低无关,体制的势力、文化的惯性、人性的自私欲望,并不是哪一个人所能抗拒的。
  龚自珍在乙丙之际著议第五中:“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那时的中国,就是一个病院、畸人馆。然而,龚自珍深味了外在暴力的阉割的可怕,而忽视了更为可怕的内在化的自我阉割。在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中,有多少被“阉割”的读书人,其形象栩栩如生,令世人感慨。
  读书人羡慕的状元郎,有健全的人格吗?如果说阉割阳jù是太监入官的通行证,那么阉割精神则是读书人入仕的通行证。一个以忍辱来获取名利的人,必不知人格尊严的可贵。文人们孜孜不倦地注释古书、考证典故,研究音韵、填写骈文,什么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无不是围绕皇权作向心运动,只不过是距离远近罢了,没有质的区别。无论学术内容怎么变,士人的终极理想仍未超越升官发财、出人头地。如李白,自以为“我辈岂是蓬蒿人”在玄宗眼里,他却是个连高力士也比不上的玩物。学术大师王国维,当过几天“南书房行走”便被帝王师的身份压死在昆明湖底。读书是为了做官,做官是为了发财,太监受阉也是为了做官,出人头地,挨一刀而受益终身,长苦不如短痛,而读书人则需要十年寒窗。至于没有了“狂欢的工具”也罢,没有了欲望当然没有痛苦可言,比起和尚,有欲望而压抑,那才痛苦,比起皇帝,簇拥美人而力不心,那才遗憾,纵情性色,必定是短命夭折;没有后代又有何妨?在宫里,为了皇权,兄弟相残,父子杀戮比比皆是;就是现代人,不结婚的大有人在,时髦的“丁克”家庭大行其道,尽情享受二人世界,利国利民利己,何乐而不为!
  中国哲学玄之又玄,归结到一点都是自阉与自慰之术而已,无论是读老子还是论语,都让人觉得阴冷,令人寒噤。 ↑返回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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