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派出所(2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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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坐在床沿,将报纸一层一层剥开。揭开最后一张,露出几扎砖块一样厚、钞票一般大小的纸张。表哥生茧的手握着刚刚换来的钞票,突然颤抖起来:
  "白纸——全是白纸——"
  我凑近看看,除了上下两张是十元钞票之外,几捆全是粗糙的白纸。
  表哥手忙脚乱地将白纸包成一团,跳起来就冲向门口,嘴里不清不楚地嚷着:
  "报案!报案!"
  "报案?"我一把拉他回来,"你知不知道你自己违了法?"
  "那我不管!丢了这么多钱,非报案不可。"
  他走了。
  暮色越来越深,天整个黑了。我坐在房里等着。不,还不到我该出面的时候吧?:在这里,我是个外籍人;北京政府要驱逐一个外籍人时。最方便的指控藉口就是"私下交易"。我不要送给它一个藉口。更何况野火集已经在北京销了十五万本,这样的书不晓得何时何地会突然成为禁书;更何况,经过我不能解释的巧妙过程,我竟然就被安排在这样的一个旅馆里面不,我还是暂时不要出面,再等等吧!
  可是,北京的法律有多么文明?语言不通、满手粗茧的乡下人在派出所会受到什么样的待遇?一个贩夫走卒有多少人权的保障、多少公民的尊严?
  将近十点了,我在房里站起又坐下,坐下又站起,电话铃却轰炸似地响起来。
  刑警队请我立刻去派出所。
  计程车在黑漆漆的胡同里绕着,在一个黑漆漆的胡同口被拦下下来;便衣警察早等在巷口。
  一脚高一脚低地踩着凹凸不平的路面,派出所在一个黑漆漆的院落里.看不清面貌。刑警边走边讯问:
  "您是台湾的作家?"
  "是。"
  "和侯建威什么关系?"
  "表兄妹。"
  "您为什么来北京?"
  "处理版权问题。"
  "那九千块钱是您的?"
  我愣了一下,又明白过来;表哥大概认为由台胞身份的我来担负这九干块的私下交易比较保险。
  "我可以见见表哥吗?他已经在你们这儿好几个小时了。"
  "不。请等一等。我们想先跟您谈一谈。那钱是您的吗?是您要侯建威去换的吗?"
  我沉吟不答。
  我该怎么衡量这个情势呢?在一个法治社会里,这笔钱属于我,所谓的"海外学人"、"台胞"、"作家",或者属于侯建威,一个不会说北京话的中国农民,应该在法律上不构成任何差异。然而我知道:有人抢了"台胞"的钱,因为是"台胞"的钱,所以判了死刑。一个台湾记者被抢了一百块钱之后,不敢报案,他说:"报案?万一那个人被判了死刑怎么办?"
  思绪百般回转,另一个便衣警察,长着张年轻的娃娃脸,走到我面前。我和他握手。
  "你的笔锋很利。"他开口说。
  "什么?"我瞠目结舌没有想到在这种时地听到这样的客套虚话,真是不合时宜。
  "您表哥进来报案的时候,"娃娃脸警察说,"我正在读您的野火集。" ↑返回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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