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9节（3 / 8）
这一切于事无补：霍乱在我们这个博爱、怀疑、报纸和物质至上的世纪里发生了。这场没有想到的瘟疫既未发生在古旧修院的游廊、修道士身上，也未发生在地下墓室和哥特式的坟冢里。它像一七九三年那场浩劫一样，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一个崭新的世界上，带着讥讽的样子，随着医治它的药方、它吞噬的和正在吞噬的受害者名录、人们希望看到它被消灭的希望、人们为了预防它采取的措施、应该吃什么和怎样穿衣服才合适等，在到处游荡。每个人继续忙于自己的事务，剧院里一仍其旧，场场满座。我曾看见数名醉汉坐在栅栏处的酒店门前一张小木桌旁喝酒，他们一面举杯，一面说道：“祝你健康，虎列拉1！”虎列拉出于感激，连忙跑了过来，结果他们全死在桌子底下。孩子们玩霍乱游戏，他们把这称之为“尼古拉虎列拉”或者叫“无赖虎列拉”霍乱也有它害怕的东西：一束阳光，人群的冷漠，到处在继续的生命列车，这些都给霍乱存在一个新的特性和一种恐怖。人们感到四肢不适；一阵干冷的北风吹得你憔悴消瘦；空气中混有呛喉咙的金属味。在谢尔什——米蒂街上，炮兵车在运送尸体，在被瘟疫完全洗劫的色沃尔街上，尤其是街边，柩车挨家挨户，来往不断。窗口里常有人喊：“柩车上这里来！”车夫则回答说，他正运着尸体，不能顾及所有的人。我的一个朋友，普凯维尔先生复活节那天来我家吃晚饭，在到达蒙帕尔那斯大街时，被来往不断、几乎由人力扛着的棺材挡住了去路。他看见队伍里有口棺材，死者是位年轻姑娘，上面放着一顶由白色玫瑰编织成的花圈。柩车过后是一股氯气样的恶臭气味。
1指霍乱。
交易所广场，工人排着队聚在那里唱着巴黎女人之歌2。直到晚上十一点，人们还经常看到殡仪队伍用沥青火把照明朝着蒙马特公墓而去。巴黎新桥被抬着送往医院的病人或者途中已断气的死者的担架堵得水泄不通。艺术桥1上收过桥税的工作也停了几天，各种摊点不见了，像被东北风刮走了似的；所有的摊店、站台店铺纷纷关门停业。路上遇到的是些盖着遮阳布的马车，后面跟着身着黑衣黑裤的教士，为首是一名身着丧服、手里拿着名单的文职官员。由于缺乏公证人，人们不得不到圣日耳曼、维莱特和圣克卢去请公证人。柩车上要放五六口棺材，用绳子捆在一起；四轮公共马车和出租马车都用来做柩车了；看到一辆装有身穿骑马裙的死者的轻便马车路过已不是稀罕的事了。几具尸体堆在教堂里，一名神父正朝这些来生相聚的忠实信徒身上洒圣水。
2为纪念7月革命，由卡齐米尔德拉维涅谱写的一首歌曲。
1过此桥要收少量过桥费。
在雅典，民众以为皮雷附近的水井里被人投了毒；在巴黎，人们指控商人在葡萄酒、饮料、糖果以及在其他食品里放了毒。几名商人甚至被打死撕裂后塞进了下水道，流到了塞纳河。当局对这种笨拙、邪恶的做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场似电火花迅速蔓延开来的灾难是怎样从伦敦流行到了巴黎的呢？人们无从解释，这种怪异的瘟疫常常是一块一块、一家一家地传染上，而且其周围地区即使没有触及到它也同样会招灾，它甚至会半途折回，重复着它忘了做的事情。有天晚上，我感到自己染上了霍乱，小腿不停地发抖抽筋。我不想按铃吓坏夏多布里昂夫人，便下床把房间里凡能找到的东西全塞在床上，然后蒙头大睡。一场大汗把我救了回来，但我仍然有些精疲力竭。正是在这种身体不适的情况下，我不得不提笔写下了有关贝里公爵夫人那一万二千法郎的事。
我本不该在一怒之下气冲冲地在维什诺长子的眼皮底下离开的。假如所有身患瘟疫的人都不幸死去了，会怎么样呢？没有什么：地球上的人口只不过少一些，它会继续独自旋转，甚至不需要曾经为它测量过的天文工作者来计算它的步伐。对另一个星球上的居民来说，不会发生丝毫变化，他们会看到它在那里发挥着它惯有的作用。在地球表面上，我们那些小小的工程，我们的城市，我们的纪念物会为狮子的统治恢复原来的森林；天地之间不会存在任何空坪隙地。只是懂得天文地理的人类智慧下降了，但它会得到提高，一直达到它原有的水平。咽，你怎么啦！那是上帝的杰作，人类的才智懂得世间万物，如果它万一消失，连一颗细微的原子也不失去的。
贝里公爵夫人的一万二千法郎
贝里夫人在巴黎有她的一帮人，正如查理十世有他的一帮人一样：人们收到了以她的名义救助那些最贫困的保王党人的一笔小小的款子。我提出把这一万二千法郎以亨利五世的母亲的名义分发给霍乱患者，人们写信到马萨1，公爵夫人不但十分同意这笔资金的安排，而且另拨了一笔更为可观的救灾款。她的认可书就在我把资金寄给市长的当天到达的。就这样，在我对流亡者的天赋进行诠释的一节里，一切都变得实实在在了。四月十四日，我把分配给受感染的巴黎人中最贫困阶层的全部款子寄给了塞纳省省长；当我的信到他那里时，德邦迪先生(塞纳省省长)恰好不在巴黎市政厅。他的秘书拆开我的信，认为无权接受这笔钱。三天后，德邦迪先生给我回了信。他在信中说不能收下这一万二千法郎，因为他不想让表面的善行掩盖住全巴黎人强烈反对的政治手腕。我的秘书于是把钱转赠给十二位区长。在场的五位区长中，四位接收了，一千法郎的馈赠，一人拒绝。在七名缺席的区长中，五名保持沉默，两名拒绝。于是我马上被一大堆穷人包围了：济贫会和各种慈善机构的人，各个行业的工人，妇女和孩子，流亡的波兰人和意大利人，文学家，艺术家，军人等等，他们纷纷写信要求分领一部分救济金。假如我手头有一百万，几个钟头下来也会分得一干二净的。事情不像德邦迪先生所说的“全体巴黎人民会用拒绝救济来表示”反对那样。谁说巴黎人不需要钱？政府的惊慌失措也许要让人笑破肚子的；他们或许会说：“正统派这笔不义之财会煽动霍乱患者在医院里举行暴动，袭击杜伊勒利宫，捣毁棺材，敲响丧钟，裹尸布会在死神的指挥下在空中飘扬。我与区长们的通信由于巴黎市长的回绝而弄得迟迟不能了结。我的几位朋友中，有的写信来要退回我那笔款子，有的则再向我索要贝里公爵夫人的一部分款子。于是，我坦坦荡荡地收回那笔钱，把收据交给了第十二区的区长。收据是这样写的：“兹收到第十二区区长起初收下后又在塞纳省长的授意下退回给我的一千法郎。”
1托斯卡纳靠海的一个小城市，贝里夫人就住在那里。
一八三二年五月于巴黎地狱街
第九区区长克罗尼埃先生是比较勇敢的。他因留下了那一千法郎而被撤了职。我给他写了一封短信。信的全文如下：
先生：
我怀着深深的歉疚心情得悉贝里公爵夫人的善行成了他们免除您的职务的理由或借口，让您蒙受不幸。不过值得欣慰的是，您那独立和为不幸者的事业鞠躬尽瘁的精神将永远受到人民大众的尊重。
顺致我最崇高的敬意。
一八三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十四区区长完全是另一类型的人：他叫卡代德加西库尔，他既是药剂师又是诗人，喜欢赋些小诗，在自由和帝国时期写过一篇优美的浪漫派的散文，攻击我和史塔尔夫人。卡代德加西库尔先生是一位使者，他曾攻击过圣日耳曼一奥克塞罗瓦正门上的十字架，在关于霍乱的一项声明中，他说歹毒的卡洛斯派可能是人们早已做出公正判决的毒酒肇事者。这位赫赫有名的斗士给我写了下面这封信：
先生：
当您派的人到达我区时，我正好不在区里，这是我为什么回信较迟的原因。
塞纳省省长先生没有收下由您负责捐献的那笔钱，这在我看来，他这一做法给市议会委员定下了一个应该遵守的准则。我自认为很了解省长先生，我完全赞同那些可能促使他拒绝接受的看法，我会要更加效仿他的。
我要顺便提提亲王殿下的头衔问题，那是出于某种友好的情谊给他这个人戴上去的；您是属于他那个机构的成员。查理十世的儿媳妇在法国不再是亲王殿下，因为她的公公不再是国王！而且，先生，没有人会从道义上承认这位女士积极主动行事的。她为了在我们的国家制造事端，挑起内战，不惜到处输出大量金钱要派您来支配。这种慷慨的施舍不过是她想掩盖其真正意图，使之抓不到把柄和引起别人对她及其党派的注意的一种手段而已。因此，您不会觉得一名与路易菲力普宪政王权紧紧相依的行政官员拒绝王室的资助、却在地道的市民中间寻找对人类、对祖国更纯洁、更虔诚的善行而感到惊愕了。
请接受我最诚挚的敬意。
卡代德加西库尔
一八三二年三月十八日于巴黎
卡代德加西库尔先生对这位夫人及她公公的反叛是很刚烈的：认识和哲学取得了怎样的进步啊！独立是怎样的势不可挡啊！弗勒朗先生和皮尔贡先生只在跪着时才敢正视别人的脸，而他，卡代先生却像吉德1那样说道：“我们站起来了！”
1吉德(gid)在他的小说胜利中说的话。
他随心所欲，比这位公公(即圣路易之子)更勇于去流放。德加西库尔先生凌驾于一切之上，当权的和没落的贵族，他一样看不起。正是贵族阶级这种惯常的睨而视之的态度，使他跟我过不去；正是贵族阶级这种偏见，他总是妄自尊大，恃才傲物。卡代家族与加佩家族之间在历史上有没有发生过什么纠纷呢？亨利四世，这位公公的祖先，不再为王，这位太太也不再是王家人。一天亨利四世穿越圣日耳曼森林时，八位爵爷为刺杀贝阿尔纳正好藏在林子里，他们全被活捉。
埃图瓦尔说道：“这些滑头中的一个是药剂师，他要求同国王说话。”
国王问他是哪个等级的，他回答说是贵族阶级。 ↑返回顶部↑
1指霍乱。
交易所广场，工人排着队聚在那里唱着巴黎女人之歌2。直到晚上十一点，人们还经常看到殡仪队伍用沥青火把照明朝着蒙马特公墓而去。巴黎新桥被抬着送往医院的病人或者途中已断气的死者的担架堵得水泄不通。艺术桥1上收过桥税的工作也停了几天，各种摊点不见了，像被东北风刮走了似的；所有的摊店、站台店铺纷纷关门停业。路上遇到的是些盖着遮阳布的马车，后面跟着身着黑衣黑裤的教士，为首是一名身着丧服、手里拿着名单的文职官员。由于缺乏公证人，人们不得不到圣日耳曼、维莱特和圣克卢去请公证人。柩车上要放五六口棺材，用绳子捆在一起；四轮公共马车和出租马车都用来做柩车了；看到一辆装有身穿骑马裙的死者的轻便马车路过已不是稀罕的事了。几具尸体堆在教堂里，一名神父正朝这些来生相聚的忠实信徒身上洒圣水。
2为纪念7月革命，由卡齐米尔德拉维涅谱写的一首歌曲。
1过此桥要收少量过桥费。
在雅典，民众以为皮雷附近的水井里被人投了毒；在巴黎，人们指控商人在葡萄酒、饮料、糖果以及在其他食品里放了毒。几名商人甚至被打死撕裂后塞进了下水道，流到了塞纳河。当局对这种笨拙、邪恶的做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场似电火花迅速蔓延开来的灾难是怎样从伦敦流行到了巴黎的呢？人们无从解释，这种怪异的瘟疫常常是一块一块、一家一家地传染上，而且其周围地区即使没有触及到它也同样会招灾，它甚至会半途折回，重复着它忘了做的事情。有天晚上，我感到自己染上了霍乱，小腿不停地发抖抽筋。我不想按铃吓坏夏多布里昂夫人，便下床把房间里凡能找到的东西全塞在床上，然后蒙头大睡。一场大汗把我救了回来，但我仍然有些精疲力竭。正是在这种身体不适的情况下，我不得不提笔写下了有关贝里公爵夫人那一万二千法郎的事。
我本不该在一怒之下气冲冲地在维什诺长子的眼皮底下离开的。假如所有身患瘟疫的人都不幸死去了，会怎么样呢？没有什么：地球上的人口只不过少一些，它会继续独自旋转，甚至不需要曾经为它测量过的天文工作者来计算它的步伐。对另一个星球上的居民来说，不会发生丝毫变化，他们会看到它在那里发挥着它惯有的作用。在地球表面上，我们那些小小的工程，我们的城市，我们的纪念物会为狮子的统治恢复原来的森林；天地之间不会存在任何空坪隙地。只是懂得天文地理的人类智慧下降了，但它会得到提高，一直达到它原有的水平。咽，你怎么啦！那是上帝的杰作，人类的才智懂得世间万物，如果它万一消失，连一颗细微的原子也不失去的。
贝里公爵夫人的一万二千法郎
贝里夫人在巴黎有她的一帮人，正如查理十世有他的一帮人一样：人们收到了以她的名义救助那些最贫困的保王党人的一笔小小的款子。我提出把这一万二千法郎以亨利五世的母亲的名义分发给霍乱患者，人们写信到马萨1，公爵夫人不但十分同意这笔资金的安排，而且另拨了一笔更为可观的救灾款。她的认可书就在我把资金寄给市长的当天到达的。就这样，在我对流亡者的天赋进行诠释的一节里，一切都变得实实在在了。四月十四日，我把分配给受感染的巴黎人中最贫困阶层的全部款子寄给了塞纳省省长；当我的信到他那里时，德邦迪先生(塞纳省省长)恰好不在巴黎市政厅。他的秘书拆开我的信，认为无权接受这笔钱。三天后，德邦迪先生给我回了信。他在信中说不能收下这一万二千法郎，因为他不想让表面的善行掩盖住全巴黎人强烈反对的政治手腕。我的秘书于是把钱转赠给十二位区长。在场的五位区长中，四位接收了，一千法郎的馈赠，一人拒绝。在七名缺席的区长中，五名保持沉默，两名拒绝。于是我马上被一大堆穷人包围了：济贫会和各种慈善机构的人，各个行业的工人，妇女和孩子，流亡的波兰人和意大利人，文学家，艺术家，军人等等，他们纷纷写信要求分领一部分救济金。假如我手头有一百万，几个钟头下来也会分得一干二净的。事情不像德邦迪先生所说的“全体巴黎人民会用拒绝救济来表示”反对那样。谁说巴黎人不需要钱？政府的惊慌失措也许要让人笑破肚子的；他们或许会说：“正统派这笔不义之财会煽动霍乱患者在医院里举行暴动，袭击杜伊勒利宫，捣毁棺材，敲响丧钟，裹尸布会在死神的指挥下在空中飘扬。我与区长们的通信由于巴黎市长的回绝而弄得迟迟不能了结。我的几位朋友中，有的写信来要退回我那笔款子，有的则再向我索要贝里公爵夫人的一部分款子。于是，我坦坦荡荡地收回那笔钱，把收据交给了第十二区的区长。收据是这样写的：“兹收到第十二区区长起初收下后又在塞纳省长的授意下退回给我的一千法郎。”
1托斯卡纳靠海的一个小城市，贝里夫人就住在那里。
一八三二年五月于巴黎地狱街
第九区区长克罗尼埃先生是比较勇敢的。他因留下了那一千法郎而被撤了职。我给他写了一封短信。信的全文如下：
先生：
我怀着深深的歉疚心情得悉贝里公爵夫人的善行成了他们免除您的职务的理由或借口，让您蒙受不幸。不过值得欣慰的是，您那独立和为不幸者的事业鞠躬尽瘁的精神将永远受到人民大众的尊重。
顺致我最崇高的敬意。
一八三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十四区区长完全是另一类型的人：他叫卡代德加西库尔，他既是药剂师又是诗人，喜欢赋些小诗，在自由和帝国时期写过一篇优美的浪漫派的散文，攻击我和史塔尔夫人。卡代德加西库尔先生是一位使者，他曾攻击过圣日耳曼一奥克塞罗瓦正门上的十字架，在关于霍乱的一项声明中，他说歹毒的卡洛斯派可能是人们早已做出公正判决的毒酒肇事者。这位赫赫有名的斗士给我写了下面这封信：
先生：
当您派的人到达我区时，我正好不在区里，这是我为什么回信较迟的原因。
塞纳省省长先生没有收下由您负责捐献的那笔钱，这在我看来，他这一做法给市议会委员定下了一个应该遵守的准则。我自认为很了解省长先生，我完全赞同那些可能促使他拒绝接受的看法，我会要更加效仿他的。
我要顺便提提亲王殿下的头衔问题，那是出于某种友好的情谊给他这个人戴上去的；您是属于他那个机构的成员。查理十世的儿媳妇在法国不再是亲王殿下，因为她的公公不再是国王！而且，先生，没有人会从道义上承认这位女士积极主动行事的。她为了在我们的国家制造事端，挑起内战，不惜到处输出大量金钱要派您来支配。这种慷慨的施舍不过是她想掩盖其真正意图，使之抓不到把柄和引起别人对她及其党派的注意的一种手段而已。因此，您不会觉得一名与路易菲力普宪政王权紧紧相依的行政官员拒绝王室的资助、却在地道的市民中间寻找对人类、对祖国更纯洁、更虔诚的善行而感到惊愕了。
请接受我最诚挚的敬意。
卡代德加西库尔
一八三二年三月十八日于巴黎
卡代德加西库尔先生对这位夫人及她公公的反叛是很刚烈的：认识和哲学取得了怎样的进步啊！独立是怎样的势不可挡啊！弗勒朗先生和皮尔贡先生只在跪着时才敢正视别人的脸，而他，卡代先生却像吉德1那样说道：“我们站起来了！”
1吉德(gid)在他的小说胜利中说的话。
他随心所欲，比这位公公(即圣路易之子)更勇于去流放。德加西库尔先生凌驾于一切之上，当权的和没落的贵族，他一样看不起。正是贵族阶级这种惯常的睨而视之的态度，使他跟我过不去；正是贵族阶级这种偏见，他总是妄自尊大，恃才傲物。卡代家族与加佩家族之间在历史上有没有发生过什么纠纷呢？亨利四世，这位公公的祖先，不再为王，这位太太也不再是王家人。一天亨利四世穿越圣日耳曼森林时，八位爵爷为刺杀贝阿尔纳正好藏在林子里，他们全被活捉。
埃图瓦尔说道：“这些滑头中的一个是药剂师，他要求同国王说话。”
国王问他是哪个等级的，他回答说是贵族阶级。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