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节（2 / 8）
波尔多公爵
说起波尔多公爵，我们应该把他看作一个永远在战马上的哈德思辛的国王，总是挥剑前进。毋庸置疑，他是勇敢的；但在这个时候，将征服的权力弄得沸沸扬扬是错误的。让亨利四世登上王位就行了。没有勇气，我们就不能统治；有勇无谋，也不行；波拿巴将胜利的威信给葬送了。
亨利五世可以设想成一个非凡的角色：我猜想他在二十岁时就弄清了自己的位置，并对自己说：“我不能一动不动；身为王族，对过去我有应尽的职责，但是，我非得让法兰西仅仅因为我的缘故而动荡不安吗？我应该掂量以往年代在未来世纪的重量吗？解决问题：为不公正地将我在幼年时期流放异国他乡而感到后悔，向他们展示我能做的。他只知道靠我效忠国家重新献身于世袭君主制的原则，而不管战斗的结果如何。
于是，圣路易的儿子带着双重目的来到法国——光荣和牺牲；他带着坚定的信念来到这里，一顶王冠戴在头上，或是一颗子弹在心中：最后，他的继承权给了菲力普。亨利的胜利的生和崇高的死巩固了王位继承权，只是抛弃了那些与时事不合拍的东西和跟不上年代的人，另外，想着我年轻的王子的牺牲，并不是为了我：亨利五世去世后，没有孩子，我将对法国的君主制一无所知。
我任自己走进了梦境：我料想抓住亨利的决定是不可能的：就方法而言，我置身于凌驾在我们之上的秩序中；这一秩序对于飘渺而崇高的时代来说是很自然的，今天它只是一种小说中的赞美，这就是我当时发表意见时所讲的，他回到了十字军东征时代；然而，我们实实在在地处于正逐步减少的人道主义的现实悲剧之中。这就是灵魂的处置，亨利五世发现了在内部对法国的冷淡，在外部对王权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因而他必须绝对服从，他得同意等待事情的发生，至少，他决定了一个我们不会忘记的烙下了名字的冒险家的角色，他必须回到一系列平庸的事实，而不是每次让自己承受过重的负担，让各种困难将他重重包围。
波旁王朝能够在帝国灭亡之后一统天下是因为他们成功地继承了专制制度：试想，完全自由已没有利用价值以后，亨利由布拉格迁往卢浮宫，法兰西民族从内心里不喜欢这种自由；但她崇尚平等；她只推崇一切为自己，和由自己掌管一切，她的虚荣心规定自己只做那些非做不可的事。宪章想把本已是两个不同的民族——古代法兰西和现代法兰西统一在一种法律之下，但却前功尽弃；怎么，当偏见已经产生的时候，您怎能让这样和那样的法兰西相互谅解呢？您不可能在众目睽睽无可争议的事实面前重新找回原来的思想。
就激情和无知而言，波旁王朝是给我们带来痛苦的罪魁祸首；旧的职位的复位是城堡统治机构的重建，波旁王朝是这些不平等条约的元凶，我完全有理由对此抱怨连连。没有什么比这些指控更荒谬了，时间被人遗忘，事情也大部分变了质。复辟王朝1只是在第一次遭到入侵时利用了一些外交手腕的影响。众所周知，人们一点都不喜欢这个王朝，因为我们已和波拿巴在夏蒂荣谈判；只要他愿意，他依旧是法兰西的皇帝。由于他天性中的顽固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我们选择了那时的波旁王朝。帝国的少将先生，参与了当时的交易；我们在亚历山大的生活2中看到一八一四年所签订的巴黎协定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1法国复辟王朝时期(一八一四—一八三年)。
2见维罗纳的“亚历山大，他一生的缩影”第一章。夏多布里昂在此是要说明，由于亚历山大，法国才没有在一八一四年受到不公正的对待。
一八一五年，问题不再是波旁王朝，他们在第二次入侵中不再搞掠夺协议了：这些协议的结果导致打破了违反厄尔巴岛的放逐令。在维也纳，他们声称只针对一个人来结成联盟；他们既不打算把任何形式的主人，也不企图把任何形式的政府强加给法兰西。亚历山大甚至向国会提出路易十八以外的其他君主。来自杜伊勒利宫的路易十八并不急着盗走他的王冠，他不会君临天下。一八一五年的协定可恶至极，完全是因为我们拒绝听取王位继承权的慈父般的声音，正是为了让这些协定化为灰烬，我才预备在西班牙重建我们的权威。
我们仅仅在埃克斯拉夏佩尔国会上找到了主旨；联盟国已经商定要夺去我们的东部和北部的省份：黎塞留先生从中进行干预。沙皇同情我们的遭遇，十分公正地在黎塞留公爵的面前拿出法国地图，并在上面划出了最后的国界线。我曾亲眼见到蒙卡尔姆夫人手中的这张斯蒂克斯地图，她是尊贵的谈判者的姐姐。
法国就像过去那样被占领了，我们坚固的国土上站着外国的卫戍部队，我们还能坚持到底吗？一旦各省被剥夺了武装，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在敌人的征服下呻吟叹息呢？拥有一位来自新家庭的君主，一位临时的王子，是不会受到人们尊敬的。在联盟国中，有些人在庞大家族的气势面前退缩了，其他人则认为，在已过时的强权政治下，王室丧失了它的能力，不再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科贝特自己在信1中也持相同看法，这是一种无形的、奇异的徒劳无益，如果我们仍是古老的高卢人，那么我们就必须拿出我们最痛恨的血腥。这种鲜血，是八个世纪以来一直在法兰西血管里流淌着，是这种鲜血把法国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而且拯救了她。为什么要顽固地、没完没了地否认既定事实呢？人们滥用胜利反对我们，就像我们曾滥用胜利反对欧洲那样。我们的军队曾挺进俄罗斯；他们后撤时带回了在他们前面逃跑的士兵。行动，再行动之后，就是法律。这对波拿巴的耀眼光芒丝毫没有影响，孤立的光芒保持着其统一性；这也无损于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尽管这种自豪感盖满了我们旗帜，横扫欧洲的滚滚征尘。在过分公正的困扰下，在万恶之中找出真正的原因是没有用的。远不是由于这种原因，而使得波旁王朝成为我们的梦想，使得我们四分五裂了。
1这封给夏多布里昂的信的译文见维罗纳国会。威廉科科贝特(一七八二—一八三五)是一个英国的激进派论战者。
分析一下如今以复辟王朝当靶子的诽滂；有人就对外关系的成果提出疑问，我们将因在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统治下的强国的语言独立而充满信心。我们的君主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他们更是国外的皇帝，外国对重建从来就没有诚意，只是不情愿地看着年迈的君主制复活。这一时期法国的外交辞令，我认为，也应该说是特殊的贵族政治；民主，有着广泛而丰富的道德，当它占上风时又是狂妄自大的：当需要大量牺牲时，表现出无与伦比的慷慨大方，它输在一些琐事上；很少有人把它捧得很高，尤其在长期的战乱中。英国和奥地利宫廷对王位继承权的部分仇恨来自波旁王朝内阁的强硬。
远不是要加快王位继承的步伐，更重要的是要支撑住百废待兴的局面；在国内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建立了一座座高楼大厦，就像在一片岩石中开凿出来的船坞中建造一艘可以经得住海浪的军舰：这样，英国的自由形成了诺曼底法律的主旨。不能抛弃君主制的幽灵；这位中世纪的百岁老人犹如当多洛1一样，漂亮的头上长着一双眼睛，否则，就什么也看不见了：老人能够指引年轻的十字军，带着满头白发，在皑皑白雪上深深地印下挥之不去的脚印。
1当多洛家族在威尼斯出了几个执政官。其中最著名的昂里科当多洛生活在十二世纪，活到近一百岁。
可是，在我们深深的恐惧里，多少偏见，羞愧和虚荣心蒙蔽了我们的双眼，我们很了解；但是后代们将会认识到复辟王朝在历史上是周而复始的革命中最幸福快乐的阶段之一。热情没有熄灭的党派现在可以站出来高呼：“我们在第一帝国时期是自由的，而在宪章的君主制的统治下才是奴隶！”后代们将不会在这些可笑的谎言上纠缠不休，如果不是诡辩者的话；他们会说波旁王朝预见了法国的分崩离析，会说它加深了具有代表性的政府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会说它搞活财政，偿还不是他们承担的债务，一直认真支付罗伯斯庇尔的姐姐的抚恤金。最后，为了对我们已失去的殖民地作出补偿，他们在非洲给我们留下了罗马帝国的一个最富庶的省份。
在复兴的王位继承权中，有三件事已成定局：她进入了西班牙的加的斯；她还给希腊的纳瓦兰以独立；她用占领阿尔及尔的方式跨越了基督教国家；这些是波拿巴、俄罗斯、夏尔、坎和欧洲都未能实现的，这是一个仅维持了几天的政权，并且争议颇大，但却完成了这样多的事情，你能给我再找出一个来吗？
真心诚意地讲，我丝毫没有夸大，我只是陈述了一些诸如我刚刚提到的王位继承权的有关事实。波旁王朝肯定既不愿意也不可能重建宫廷君主制，只能满足于一个贵族和神甫的小集团；可以肯定他们绝不是被联盟军带回来的；他们的回归纯属偶然，我们灾难的根源不是来自他们，是明显地来自拿破仑。但也可以肯定的是，第三种族1的复兴很不幸地与外国军队的成功同时发生。哥萨克人正好在我们再次见到路易十八时在巴黎出现了：于是为了受屈辱的法国，为了特殊的利益，为了各种激情，复辟王朝和入侵二者是一致的；波旁王朝成了混乱的事实的牺牲品，成了变相诽谤的靶子，就像其他那些事情，是一种真实的谎言。唉！想逃避自然和时间制造的灾难是不可能的！大家徒劳地与之作斗争，有理并不一定就会获胜。帕西勒人，—个非洲古老的民族，拿起武器与南部的狂飙斗争；刮起了一阵旋风，吞没了这些勇敢的人：“纳扎莫人，”埃罗多特说道“他门夺回了被遗弃的城市。”
1在在法兰西历史的正确分析的开头部分，夏多布利昂指出，正如人们在十八世纪经常所做的那样，历史上有三个王族，墨洛温王族、卡洛温王族和卡佩王族。
说起波旁王朝的最后一次灭顶之灾，我不由得想起了他们的开端：我不知道在他们的摇篮里让人听到了来自坟墓的什么预兆，亨利四世并未感到自己是巴黎的主人，他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暗杀行动又开始了，没有警告他的勇气，影响着他自然而然的快乐情绪。一五九五年一月五日，在迎圣灵的宗教仪式上，他一身漆黑，上嘴唇打了膏药，这伤口是在让夏泰尔一剑想刺向其心脏时划破的。但神情忧郁；德巴拉尼夫人曾向他问起原因：他回答道：“怎么，我难道因为看到一个如此忘恩负义的人还会高兴吗？更何况我已经尽我所能做了，并且每天还在为人民做一切事。为了拯救人民，我愿意死一千次，愿意成天面对新的谋杀，如果上帝愿意赐给我这么多次生命的话，因为自从我来到这儿，我一直没有谈到别的事。”
然而，这个人大呼：“国王万岁！”一位宫廷大臣说道：“陛下，请看看您的臣民是如何以能见上您一面为荣。”亨利摇摇头说：“这只是一个人。如果我的最大的敌人处在我的位置，而且他也看到了这一切，他会像对待我一样对待他，甚至喊声会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位联盟成员远远看见消沉的国王在华丽马车的里面，说道：“他已经在双轮马车的底部了。”你难道不觉得这位联盟成员就像是说从寺庙来到断头台的路易十六吗？
一六一年五月十四日星期五，斐扬派的国王对同行的巴松皮埃尔和吉兹公爵说道：“你们现在并不了解我，你们这些人；当你们失去我时，那时你们就会知道我的价值和我与其他人的区别了。“我的上帝，陛下。”巴松皮埃尔说道：“您能不能停止折磨我们，尽说一些您会死的话？”接着，元帅就沉浸在向亨利描绘他的光辉业绩之中，他的成功，他的健壮身体和青春长在。“我的朋友，”国王回答道“必须离开这一切。”拉瓦伊阿克站在了卢浮宫的门口。
巴松皮埃尔退下去了，他再见到国王时是在他的书房里。
“他躺在床上，”他说道“维克先生也坐在这张床上，将十字架勋章放在嘴唇上，向他说起对上帝的怀念。勒格朗1先生来了，跪在小路边，执起他的一只手亲吻，我跪在他的脚下，一边拥吻，一边痛哭流涕。
1勒格朗(legrand)法兰西的年轻贵族。
这就是巴松皮埃尔的记述。
跟随着这些痛苦的回忆。我好像又看见了在哈德思辛的长厅里，波旁王朝的最后几个人悲伤、忧郁地走过，就像波旁王朝的第一人2站在卢浮宫的长廊里一样：我来吻死去的君王制的双脚。无论它永远地死去或者复苏，她都将得到我最后的誓言：明天，当它最终消失时，共和国就为我开始了。帕尔卡女神应该出版我的回忆录，也许不会立即出版3，当它全部出版时，当人们可以看到它的全貌，心情沉重时，人们将会了解，我在遗憾和推测中受骗上当到了何种地步。——向悲痛致敬，向我曾效力的，并以我最后的日子的休憩为代价继续效力的一切致意，我觉得我的真言或谎话在我每况愈下的日子里，如同枯萎而轻巧的树叶，在不断地微风的吹拂下将很快随风飘散。
2指亨利四世。 ↑返回顶部↑
说起波尔多公爵，我们应该把他看作一个永远在战马上的哈德思辛的国王，总是挥剑前进。毋庸置疑，他是勇敢的；但在这个时候，将征服的权力弄得沸沸扬扬是错误的。让亨利四世登上王位就行了。没有勇气，我们就不能统治；有勇无谋，也不行；波拿巴将胜利的威信给葬送了。
亨利五世可以设想成一个非凡的角色：我猜想他在二十岁时就弄清了自己的位置，并对自己说：“我不能一动不动；身为王族，对过去我有应尽的职责，但是，我非得让法兰西仅仅因为我的缘故而动荡不安吗？我应该掂量以往年代在未来世纪的重量吗？解决问题：为不公正地将我在幼年时期流放异国他乡而感到后悔，向他们展示我能做的。他只知道靠我效忠国家重新献身于世袭君主制的原则，而不管战斗的结果如何。
于是，圣路易的儿子带着双重目的来到法国——光荣和牺牲；他带着坚定的信念来到这里，一顶王冠戴在头上，或是一颗子弹在心中：最后，他的继承权给了菲力普。亨利的胜利的生和崇高的死巩固了王位继承权，只是抛弃了那些与时事不合拍的东西和跟不上年代的人，另外，想着我年轻的王子的牺牲，并不是为了我：亨利五世去世后，没有孩子，我将对法国的君主制一无所知。
我任自己走进了梦境：我料想抓住亨利的决定是不可能的：就方法而言，我置身于凌驾在我们之上的秩序中；这一秩序对于飘渺而崇高的时代来说是很自然的，今天它只是一种小说中的赞美，这就是我当时发表意见时所讲的，他回到了十字军东征时代；然而，我们实实在在地处于正逐步减少的人道主义的现实悲剧之中。这就是灵魂的处置，亨利五世发现了在内部对法国的冷淡，在外部对王权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因而他必须绝对服从，他得同意等待事情的发生，至少，他决定了一个我们不会忘记的烙下了名字的冒险家的角色，他必须回到一系列平庸的事实，而不是每次让自己承受过重的负担，让各种困难将他重重包围。
波旁王朝能够在帝国灭亡之后一统天下是因为他们成功地继承了专制制度：试想，完全自由已没有利用价值以后，亨利由布拉格迁往卢浮宫，法兰西民族从内心里不喜欢这种自由；但她崇尚平等；她只推崇一切为自己，和由自己掌管一切，她的虚荣心规定自己只做那些非做不可的事。宪章想把本已是两个不同的民族——古代法兰西和现代法兰西统一在一种法律之下，但却前功尽弃；怎么，当偏见已经产生的时候，您怎能让这样和那样的法兰西相互谅解呢？您不可能在众目睽睽无可争议的事实面前重新找回原来的思想。
就激情和无知而言，波旁王朝是给我们带来痛苦的罪魁祸首；旧的职位的复位是城堡统治机构的重建，波旁王朝是这些不平等条约的元凶，我完全有理由对此抱怨连连。没有什么比这些指控更荒谬了，时间被人遗忘，事情也大部分变了质。复辟王朝1只是在第一次遭到入侵时利用了一些外交手腕的影响。众所周知，人们一点都不喜欢这个王朝，因为我们已和波拿巴在夏蒂荣谈判；只要他愿意，他依旧是法兰西的皇帝。由于他天性中的顽固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我们选择了那时的波旁王朝。帝国的少将先生，参与了当时的交易；我们在亚历山大的生活2中看到一八一四年所签订的巴黎协定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1法国复辟王朝时期(一八一四—一八三年)。
2见维罗纳的“亚历山大，他一生的缩影”第一章。夏多布里昂在此是要说明，由于亚历山大，法国才没有在一八一四年受到不公正的对待。
一八一五年，问题不再是波旁王朝，他们在第二次入侵中不再搞掠夺协议了：这些协议的结果导致打破了违反厄尔巴岛的放逐令。在维也纳，他们声称只针对一个人来结成联盟；他们既不打算把任何形式的主人，也不企图把任何形式的政府强加给法兰西。亚历山大甚至向国会提出路易十八以外的其他君主。来自杜伊勒利宫的路易十八并不急着盗走他的王冠，他不会君临天下。一八一五年的协定可恶至极，完全是因为我们拒绝听取王位继承权的慈父般的声音，正是为了让这些协定化为灰烬，我才预备在西班牙重建我们的权威。
我们仅仅在埃克斯拉夏佩尔国会上找到了主旨；联盟国已经商定要夺去我们的东部和北部的省份：黎塞留先生从中进行干预。沙皇同情我们的遭遇，十分公正地在黎塞留公爵的面前拿出法国地图，并在上面划出了最后的国界线。我曾亲眼见到蒙卡尔姆夫人手中的这张斯蒂克斯地图，她是尊贵的谈判者的姐姐。
法国就像过去那样被占领了，我们坚固的国土上站着外国的卫戍部队，我们还能坚持到底吗？一旦各省被剥夺了武装，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在敌人的征服下呻吟叹息呢？拥有一位来自新家庭的君主，一位临时的王子，是不会受到人们尊敬的。在联盟国中，有些人在庞大家族的气势面前退缩了，其他人则认为，在已过时的强权政治下，王室丧失了它的能力，不再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科贝特自己在信1中也持相同看法，这是一种无形的、奇异的徒劳无益，如果我们仍是古老的高卢人，那么我们就必须拿出我们最痛恨的血腥。这种鲜血，是八个世纪以来一直在法兰西血管里流淌着，是这种鲜血把法国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而且拯救了她。为什么要顽固地、没完没了地否认既定事实呢？人们滥用胜利反对我们，就像我们曾滥用胜利反对欧洲那样。我们的军队曾挺进俄罗斯；他们后撤时带回了在他们前面逃跑的士兵。行动，再行动之后，就是法律。这对波拿巴的耀眼光芒丝毫没有影响，孤立的光芒保持着其统一性；这也无损于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尽管这种自豪感盖满了我们旗帜，横扫欧洲的滚滚征尘。在过分公正的困扰下，在万恶之中找出真正的原因是没有用的。远不是由于这种原因，而使得波旁王朝成为我们的梦想，使得我们四分五裂了。
1这封给夏多布里昂的信的译文见维罗纳国会。威廉科科贝特(一七八二—一八三五)是一个英国的激进派论战者。
分析一下如今以复辟王朝当靶子的诽滂；有人就对外关系的成果提出疑问，我们将因在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统治下的强国的语言独立而充满信心。我们的君主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他们更是国外的皇帝，外国对重建从来就没有诚意，只是不情愿地看着年迈的君主制复活。这一时期法国的外交辞令，我认为，也应该说是特殊的贵族政治；民主，有着广泛而丰富的道德，当它占上风时又是狂妄自大的：当需要大量牺牲时，表现出无与伦比的慷慨大方，它输在一些琐事上；很少有人把它捧得很高，尤其在长期的战乱中。英国和奥地利宫廷对王位继承权的部分仇恨来自波旁王朝内阁的强硬。
远不是要加快王位继承的步伐，更重要的是要支撑住百废待兴的局面；在国内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建立了一座座高楼大厦，就像在一片岩石中开凿出来的船坞中建造一艘可以经得住海浪的军舰：这样，英国的自由形成了诺曼底法律的主旨。不能抛弃君主制的幽灵；这位中世纪的百岁老人犹如当多洛1一样，漂亮的头上长着一双眼睛，否则，就什么也看不见了：老人能够指引年轻的十字军，带着满头白发，在皑皑白雪上深深地印下挥之不去的脚印。
1当多洛家族在威尼斯出了几个执政官。其中最著名的昂里科当多洛生活在十二世纪，活到近一百岁。
可是，在我们深深的恐惧里，多少偏见，羞愧和虚荣心蒙蔽了我们的双眼，我们很了解；但是后代们将会认识到复辟王朝在历史上是周而复始的革命中最幸福快乐的阶段之一。热情没有熄灭的党派现在可以站出来高呼：“我们在第一帝国时期是自由的，而在宪章的君主制的统治下才是奴隶！”后代们将不会在这些可笑的谎言上纠缠不休，如果不是诡辩者的话；他们会说波旁王朝预见了法国的分崩离析，会说它加深了具有代表性的政府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会说它搞活财政，偿还不是他们承担的债务，一直认真支付罗伯斯庇尔的姐姐的抚恤金。最后，为了对我们已失去的殖民地作出补偿，他们在非洲给我们留下了罗马帝国的一个最富庶的省份。
在复兴的王位继承权中，有三件事已成定局：她进入了西班牙的加的斯；她还给希腊的纳瓦兰以独立；她用占领阿尔及尔的方式跨越了基督教国家；这些是波拿巴、俄罗斯、夏尔、坎和欧洲都未能实现的，这是一个仅维持了几天的政权，并且争议颇大，但却完成了这样多的事情，你能给我再找出一个来吗？
真心诚意地讲，我丝毫没有夸大，我只是陈述了一些诸如我刚刚提到的王位继承权的有关事实。波旁王朝肯定既不愿意也不可能重建宫廷君主制，只能满足于一个贵族和神甫的小集团；可以肯定他们绝不是被联盟军带回来的；他们的回归纯属偶然，我们灾难的根源不是来自他们，是明显地来自拿破仑。但也可以肯定的是，第三种族1的复兴很不幸地与外国军队的成功同时发生。哥萨克人正好在我们再次见到路易十八时在巴黎出现了：于是为了受屈辱的法国，为了特殊的利益，为了各种激情，复辟王朝和入侵二者是一致的；波旁王朝成了混乱的事实的牺牲品，成了变相诽谤的靶子，就像其他那些事情，是一种真实的谎言。唉！想逃避自然和时间制造的灾难是不可能的！大家徒劳地与之作斗争，有理并不一定就会获胜。帕西勒人，—个非洲古老的民族，拿起武器与南部的狂飙斗争；刮起了一阵旋风，吞没了这些勇敢的人：“纳扎莫人，”埃罗多特说道“他门夺回了被遗弃的城市。”
1在在法兰西历史的正确分析的开头部分，夏多布利昂指出，正如人们在十八世纪经常所做的那样，历史上有三个王族，墨洛温王族、卡洛温王族和卡佩王族。
说起波旁王朝的最后一次灭顶之灾，我不由得想起了他们的开端：我不知道在他们的摇篮里让人听到了来自坟墓的什么预兆，亨利四世并未感到自己是巴黎的主人，他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暗杀行动又开始了，没有警告他的勇气，影响着他自然而然的快乐情绪。一五九五年一月五日，在迎圣灵的宗教仪式上，他一身漆黑，上嘴唇打了膏药，这伤口是在让夏泰尔一剑想刺向其心脏时划破的。但神情忧郁；德巴拉尼夫人曾向他问起原因：他回答道：“怎么，我难道因为看到一个如此忘恩负义的人还会高兴吗？更何况我已经尽我所能做了，并且每天还在为人民做一切事。为了拯救人民，我愿意死一千次，愿意成天面对新的谋杀，如果上帝愿意赐给我这么多次生命的话，因为自从我来到这儿，我一直没有谈到别的事。”
然而，这个人大呼：“国王万岁！”一位宫廷大臣说道：“陛下，请看看您的臣民是如何以能见上您一面为荣。”亨利摇摇头说：“这只是一个人。如果我的最大的敌人处在我的位置，而且他也看到了这一切，他会像对待我一样对待他，甚至喊声会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位联盟成员远远看见消沉的国王在华丽马车的里面，说道：“他已经在双轮马车的底部了。”你难道不觉得这位联盟成员就像是说从寺庙来到断头台的路易十六吗？
一六一年五月十四日星期五，斐扬派的国王对同行的巴松皮埃尔和吉兹公爵说道：“你们现在并不了解我，你们这些人；当你们失去我时，那时你们就会知道我的价值和我与其他人的区别了。“我的上帝，陛下。”巴松皮埃尔说道：“您能不能停止折磨我们，尽说一些您会死的话？”接着，元帅就沉浸在向亨利描绘他的光辉业绩之中，他的成功，他的健壮身体和青春长在。“我的朋友，”国王回答道“必须离开这一切。”拉瓦伊阿克站在了卢浮宫的门口。
巴松皮埃尔退下去了，他再见到国王时是在他的书房里。
“他躺在床上，”他说道“维克先生也坐在这张床上，将十字架勋章放在嘴唇上，向他说起对上帝的怀念。勒格朗1先生来了，跪在小路边，执起他的一只手亲吻，我跪在他的脚下，一边拥吻，一边痛哭流涕。
1勒格朗(legrand)法兰西的年轻贵族。
这就是巴松皮埃尔的记述。
跟随着这些痛苦的回忆。我好像又看见了在哈德思辛的长厅里，波旁王朝的最后几个人悲伤、忧郁地走过，就像波旁王朝的第一人2站在卢浮宫的长廊里一样：我来吻死去的君王制的双脚。无论它永远地死去或者复苏，她都将得到我最后的誓言：明天，当它最终消失时，共和国就为我开始了。帕尔卡女神应该出版我的回忆录，也许不会立即出版3，当它全部出版时，当人们可以看到它的全貌，心情沉重时，人们将会了解，我在遗憾和推测中受骗上当到了何种地步。——向悲痛致敬，向我曾效力的，并以我最后的日子的休憩为代价继续效力的一切致意，我觉得我的真言或谎话在我每况愈下的日子里，如同枯萎而轻巧的树叶，在不断地微风的吹拂下将很快随风飘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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