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节（7 / 8）
贡堡的一位邻乡人来城堡住了几日，携同的妻子秀美异常。我不知道为什么村庄突然骚动起来，大家都一窝蜂似的跑到她家大厅窗边去瞧。我第一个到达那儿，一个陌生女子急匆匆地走过来，我转身想给她让路；无意间她却挡住了我的路，我被紧贴在她和窗户之间。这以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从那一刻起，我总隐约觉得那种从未经历过的爱与被爱一定是一种无可比拟的幸福感觉想象的激情和我的羞怯孤僻终于没有让我跨出一步，只是自己反省着；没有见到她本人，我的强烈欲念却使那个虚幻的影子从此挥之不去。
我根据见过的女人假想着一个女人；她有着与那个曾将我挤在她胸前的陌生女子相同的身材、头发和笑容；有着村庄里这个年轻女子的眼睛，那个女孩的纯真这个魅力无穷的幻影总是萦绕在我的脑际；我把她当作真人，与她交谈，她按照我的想象而幻变成不同的模样。
我并不知道我将名垂青史；我本该为了名利而让世界上最亮的光环围绕着我，并且我不必为此而奔波劳累。如果我可以像泥塑一样造型，或许我会是个女人，有着女人的激情；或许会是个男人，首先就要让自己仪表堂堂；其次，为了预防死敌的愤怒，我要让自己成为一位了不起的艺术家，但并非声名远扬，我只为清静和孤独而挥洒我的才华。在轻如鸿毛，昙花一现的生命中，除去尘世的浮华诱惑，便只剩两件真实的东西：宗教信仰和对年轻的热爱，也就是说，除了未来和现在，其它的一概无关痛痒了。
别人样样都会，我则一无所长，这就是我。
除了宗教，我再也没有别的信仰我厌倦一切；我拖着疲惫的双腿，无精打采地走过我所有的日子，忧郁烦闷始终纠缠着我。
外表看来我是一个坚忍不拔的人，内心里都任由别人支配摆布，为了免去一时的烦扰，我却被奴役了一个世纪。
婚姻真的破坏了我的生活吗？我当然本该有更多的清闲的消遣；在某些场合和更多的地方我本应更受欢迎；但是，如若我的妻子想在政治上阻挠我的话，她是绝对办不到的，因为在那个颇获殊荣的领域，我是会意气用事的。如果我毫无羁绊，我不是可以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吗？也许正因为有了情感的约束，有了某种秘而不宣的情绪，也才使我的语调更加有力，使我的作品由于一种内心的狂热和掩盖的火花而更富有生命力，然而放荡不羁的感情往往会把它们统统抹杀我将对我的妻子永远充满温柔的感激，因为她的眷恋是如此的深沉和真挚感人。她令我时时尊重她，并深感到我的责任，我的生命也因为她而变得更庄重、更高贵和更可敬。
我真的很有才能吗？这种才能是否值得我付出生命的代价？我能逃过死劫吗？到了冥间，在另一个充斥了异类的世界里会有变化吗？会有理解我的公众吗？我还会是从前那个我，后人会理解我吗？
我从不跟路人谈论我的兴趣和打算，我的工作和观念，我的喜和我的忧，我深信，对别人敞开心扉谈自己的事，将给人家带来深深的烦恼。坦率地讲，我缺乏内心交流，我的灵魂在日益封闭。
候见室、办公厅、报界和咖啡馆的庸人都推测着我有什么野心，事实远非如此。现实生活中我是个冷酷无情的人，谈不上什么激情，更不会感情用事，我敏锐的观察力洞察一切人和事，什么名气、重要性都荡然无存。我的幻想并没有帮我将理想变成现实，却让我对那些所谓最重大的事件也不屑一顾，对自己也心灰意冷：我首先看见的几乎都是事物的荒谬和烦琐；眼前几乎找不到崇高和伟大在政治上，对我政见的热情持久度从未超过我的演讲稿或小册子的长度。在内心里和理论上，我是一个充满幻想的人；在外界和实践上，我又是一个十分现实的人。喜欢冒险又沉着冷静，热情似火又有条不紊，没有人比我更好幻想或更重实际，也没有人比我更狂热或更冷酷；我是一个奇特的双性人，血管里同时流淌着父亲和母亲异质的血液。
我曾先后担任过不同军队的将领，士兵们和我并不是一个派别：我率领老保皇党人反对公众自由权，尤其是他们深恶痛绝的新闻自由；我嘲笑自由党人，他们自己居然也会害怕波旁王朝的这种自由。
我痛恨喜欢冷嘲热讽的人，他们都是最猥琐、最平庸、最浅薄的人。
一个极大的不幸：这件事已经过去了三十五年。1很久后的今天，我的悲伤仍丝毫未减，这份刚被阻隔了的感情会是我最后的真情吗？我没有忘却它，但我却更快地替换了这份如此珍贵的情感！一个男人就这样日渐衰老。当他还年轻，还拥有生命的时候，他就只剩下了一颗歉疚的灵魂；然而当他努力面对，将生命沉重地拖在身后的时候，叫人又如何会宽恕他？我们用情不专却又天性贫乏，我们只能重复过去眷恋中的旧话来表达我们今天的情感。然而这些话本该只说一次的：因为重复只会亵渎它。
1波利娜得博蒙(paulinedebeau摸nt)之死。
在所有逝去的东西当中，狼谷是我唯一惋惜的；显然，我将一无所有了。丢失了狼谷，我又孕育了玛丽——泰雷兹诊所，但是不久前我同样地又失去了她。如今，命运就要将我掩入那一小撮黄土，对此我早已看透了。
没人能和我一样生活在一个真实的亡灵的世界里，因为回忆已完全占据了我的现实生活。即使是那些我毫不在意的人，一旦死了，也都会涌人我的记忆之中：大概没有走进坟墓的人都不能成为我的同伴，因为只有那样才能让我确信我已经死了。在那里，别人都觉得是生离死别，只有我觉得那是永远的相聚；一个朋友去了，就好像永远地坐在了我的壁炉前，再也不会离开我了。当眼前的世界渐渐隐退，过去的世界就来到了我的身边，如果现代人瞧不起老一代，他们的不屑也丝毫不会影响我：因为我根本就看不到他们的存在。
“大概因为血管里流着法国人的血液，我的选择结束时，当有人与我谈起国外横加的舆论干涉时我感到极为焦躁；如果有教养的欧洲人想把一八一四年宪章强加给我的话，我就会到君士坦丁堡去生活。”1
1一八一六年四月三日在贵族院上的演讲。
我憎恶一切，蔑视现在，也蔑视即将到来的将来。可以统称为“公众”的后人们(并且是几个世纪的)都将是些可悲可怜的人，对此我深信不疑。所以我不忍将我的生命的最后时日用来记载过去的事情，用来描绘一个已完全消失的世界，没有人会再懂得它的语言，记得它的名字。
君主节2不期而至，我利用这个节日重申我的忠诚，抱有自由观点的我，忠心始终不变。
2一八二五年十一月三日，圣查里节前夜。
厌倦、憎恶一切，迟疑不决是我致命的弱点。
应该做更低下、更卑微、更虔诚的基督徒才好。可是很不幸，我已经快走到生命的终点了，不可能做个更完美的基督徒了：如果有人给我一个耳光，我不会将另一边脸也伸过去。
我的生命愈是被效忠和荣耀束紧，我就越想用行动的自由来换取思想表达的自由；我的思想又回归了它的本性。
不怕您笑话，我承认我确实没有办事主动的天性，千万别对我的一举成功抱任何希望，因为我有本能的障碍。这种障碍并非来自我的缺乏灵感，而是因为我漠视一切。这个缺点使得我在现实生活中永远不能取得圆满成功。
若我有幸在此地1了结我的余生，我就会在圣奥诺弗里奥置办一间陋室，那里挨着塔索逝去的卧房。在大使工作之余，我就坐在小屋的窗前继续写我的回忆录。在地球上最美的一个景点，在翠绿的橙树和橡树丛中，整个罗马尽收眼底。每天清晨，在临终和诗人的墓穴之间，我乞灵于光荣和灾难之神，从事着我的创作。
1夏多布里昂为驻罗马大使(一八二九)。
“查理十世”深信我有一颗善良的心却没有一个聪明的脑袋。事实却恰恰相反我有一个特别冷静好使的脑袋，至于心嘛，还过得去吧，跟绝大多数人也没什么区别。
对内战争没有对外战争那么不正义、那么容易激起公愤，而且自然得多，除非这些对外战争是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内战至少是建立在个人凌辱和已知的仇恨之上；是一些敌对双方都明白为什么要拿起武器的战斗。即使苦难不能为他们的罪行开脱，那也是可以原谅、可以解释的，可以让人了解它为什么存在。但是外战又如何解释呢？一些民族互相残杀，通常是因为某个国王情绪不佳，某个野心家想发迹，或某个大臣伺机排挤对手。
“并非出于感情上的效忠，也不是对亨利四世从小到大的艰辛哺育的体恤，我才来为这场一切都重新与我作对的官司辩护，如果这场官司胜诉的话。我不想写传奇故事，不为荣誉，也不想牺牲；我不相信神圣王权，我相信革命和事实的力量。我甚至不寄希望于宪章，我只相信自己的理论；那是从我生命消失时期的哲学领域总结出来的：我推荐波尔多公爵的理由很简单，就是他比我们讨论的这个要实用、有价值得多。”1 ↑返回顶部↑
我根据见过的女人假想着一个女人；她有着与那个曾将我挤在她胸前的陌生女子相同的身材、头发和笑容；有着村庄里这个年轻女子的眼睛，那个女孩的纯真这个魅力无穷的幻影总是萦绕在我的脑际；我把她当作真人，与她交谈，她按照我的想象而幻变成不同的模样。
我并不知道我将名垂青史；我本该为了名利而让世界上最亮的光环围绕着我，并且我不必为此而奔波劳累。如果我可以像泥塑一样造型，或许我会是个女人，有着女人的激情；或许会是个男人，首先就要让自己仪表堂堂；其次，为了预防死敌的愤怒，我要让自己成为一位了不起的艺术家，但并非声名远扬，我只为清静和孤独而挥洒我的才华。在轻如鸿毛，昙花一现的生命中，除去尘世的浮华诱惑，便只剩两件真实的东西：宗教信仰和对年轻的热爱，也就是说，除了未来和现在，其它的一概无关痛痒了。
别人样样都会，我则一无所长，这就是我。
除了宗教，我再也没有别的信仰我厌倦一切；我拖着疲惫的双腿，无精打采地走过我所有的日子，忧郁烦闷始终纠缠着我。
外表看来我是一个坚忍不拔的人，内心里都任由别人支配摆布，为了免去一时的烦扰，我却被奴役了一个世纪。
婚姻真的破坏了我的生活吗？我当然本该有更多的清闲的消遣；在某些场合和更多的地方我本应更受欢迎；但是，如若我的妻子想在政治上阻挠我的话，她是绝对办不到的，因为在那个颇获殊荣的领域，我是会意气用事的。如果我毫无羁绊，我不是可以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吗？也许正因为有了情感的约束，有了某种秘而不宣的情绪，也才使我的语调更加有力，使我的作品由于一种内心的狂热和掩盖的火花而更富有生命力，然而放荡不羁的感情往往会把它们统统抹杀我将对我的妻子永远充满温柔的感激，因为她的眷恋是如此的深沉和真挚感人。她令我时时尊重她，并深感到我的责任，我的生命也因为她而变得更庄重、更高贵和更可敬。
我真的很有才能吗？这种才能是否值得我付出生命的代价？我能逃过死劫吗？到了冥间，在另一个充斥了异类的世界里会有变化吗？会有理解我的公众吗？我还会是从前那个我，后人会理解我吗？
我从不跟路人谈论我的兴趣和打算，我的工作和观念，我的喜和我的忧，我深信，对别人敞开心扉谈自己的事，将给人家带来深深的烦恼。坦率地讲，我缺乏内心交流，我的灵魂在日益封闭。
候见室、办公厅、报界和咖啡馆的庸人都推测着我有什么野心，事实远非如此。现实生活中我是个冷酷无情的人，谈不上什么激情，更不会感情用事，我敏锐的观察力洞察一切人和事，什么名气、重要性都荡然无存。我的幻想并没有帮我将理想变成现实，却让我对那些所谓最重大的事件也不屑一顾，对自己也心灰意冷：我首先看见的几乎都是事物的荒谬和烦琐；眼前几乎找不到崇高和伟大在政治上，对我政见的热情持久度从未超过我的演讲稿或小册子的长度。在内心里和理论上，我是一个充满幻想的人；在外界和实践上，我又是一个十分现实的人。喜欢冒险又沉着冷静，热情似火又有条不紊，没有人比我更好幻想或更重实际，也没有人比我更狂热或更冷酷；我是一个奇特的双性人，血管里同时流淌着父亲和母亲异质的血液。
我曾先后担任过不同军队的将领，士兵们和我并不是一个派别：我率领老保皇党人反对公众自由权，尤其是他们深恶痛绝的新闻自由；我嘲笑自由党人，他们自己居然也会害怕波旁王朝的这种自由。
我痛恨喜欢冷嘲热讽的人，他们都是最猥琐、最平庸、最浅薄的人。
一个极大的不幸：这件事已经过去了三十五年。1很久后的今天，我的悲伤仍丝毫未减，这份刚被阻隔了的感情会是我最后的真情吗？我没有忘却它，但我却更快地替换了这份如此珍贵的情感！一个男人就这样日渐衰老。当他还年轻，还拥有生命的时候，他就只剩下了一颗歉疚的灵魂；然而当他努力面对，将生命沉重地拖在身后的时候，叫人又如何会宽恕他？我们用情不专却又天性贫乏，我们只能重复过去眷恋中的旧话来表达我们今天的情感。然而这些话本该只说一次的：因为重复只会亵渎它。
1波利娜得博蒙(paulinedebeau摸nt)之死。
在所有逝去的东西当中，狼谷是我唯一惋惜的；显然，我将一无所有了。丢失了狼谷，我又孕育了玛丽——泰雷兹诊所，但是不久前我同样地又失去了她。如今，命运就要将我掩入那一小撮黄土，对此我早已看透了。
没人能和我一样生活在一个真实的亡灵的世界里，因为回忆已完全占据了我的现实生活。即使是那些我毫不在意的人，一旦死了，也都会涌人我的记忆之中：大概没有走进坟墓的人都不能成为我的同伴，因为只有那样才能让我确信我已经死了。在那里，别人都觉得是生离死别，只有我觉得那是永远的相聚；一个朋友去了，就好像永远地坐在了我的壁炉前，再也不会离开我了。当眼前的世界渐渐隐退，过去的世界就来到了我的身边，如果现代人瞧不起老一代，他们的不屑也丝毫不会影响我：因为我根本就看不到他们的存在。
“大概因为血管里流着法国人的血液，我的选择结束时，当有人与我谈起国外横加的舆论干涉时我感到极为焦躁；如果有教养的欧洲人想把一八一四年宪章强加给我的话，我就会到君士坦丁堡去生活。”1
1一八一六年四月三日在贵族院上的演讲。
我憎恶一切，蔑视现在，也蔑视即将到来的将来。可以统称为“公众”的后人们(并且是几个世纪的)都将是些可悲可怜的人，对此我深信不疑。所以我不忍将我的生命的最后时日用来记载过去的事情，用来描绘一个已完全消失的世界，没有人会再懂得它的语言，记得它的名字。
君主节2不期而至，我利用这个节日重申我的忠诚，抱有自由观点的我，忠心始终不变。
2一八二五年十一月三日，圣查里节前夜。
厌倦、憎恶一切，迟疑不决是我致命的弱点。
应该做更低下、更卑微、更虔诚的基督徒才好。可是很不幸，我已经快走到生命的终点了，不可能做个更完美的基督徒了：如果有人给我一个耳光，我不会将另一边脸也伸过去。
我的生命愈是被效忠和荣耀束紧，我就越想用行动的自由来换取思想表达的自由；我的思想又回归了它的本性。
不怕您笑话，我承认我确实没有办事主动的天性，千万别对我的一举成功抱任何希望，因为我有本能的障碍。这种障碍并非来自我的缺乏灵感，而是因为我漠视一切。这个缺点使得我在现实生活中永远不能取得圆满成功。
若我有幸在此地1了结我的余生，我就会在圣奥诺弗里奥置办一间陋室，那里挨着塔索逝去的卧房。在大使工作之余，我就坐在小屋的窗前继续写我的回忆录。在地球上最美的一个景点，在翠绿的橙树和橡树丛中，整个罗马尽收眼底。每天清晨，在临终和诗人的墓穴之间，我乞灵于光荣和灾难之神，从事着我的创作。
1夏多布里昂为驻罗马大使(一八二九)。
“查理十世”深信我有一颗善良的心却没有一个聪明的脑袋。事实却恰恰相反我有一个特别冷静好使的脑袋，至于心嘛，还过得去吧，跟绝大多数人也没什么区别。
对内战争没有对外战争那么不正义、那么容易激起公愤，而且自然得多，除非这些对外战争是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内战至少是建立在个人凌辱和已知的仇恨之上；是一些敌对双方都明白为什么要拿起武器的战斗。即使苦难不能为他们的罪行开脱，那也是可以原谅、可以解释的，可以让人了解它为什么存在。但是外战又如何解释呢？一些民族互相残杀，通常是因为某个国王情绪不佳，某个野心家想发迹，或某个大臣伺机排挤对手。
“并非出于感情上的效忠，也不是对亨利四世从小到大的艰辛哺育的体恤，我才来为这场一切都重新与我作对的官司辩护，如果这场官司胜诉的话。我不想写传奇故事，不为荣誉，也不想牺牲；我不相信神圣王权，我相信革命和事实的力量。我甚至不寄希望于宪章，我只相信自己的理论；那是从我生命消失时期的哲学领域总结出来的：我推荐波尔多公爵的理由很简单，就是他比我们讨论的这个要实用、有价值得多。”1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