梨园一叶叶盛长往事（5 / 6）
“不卖，我拿什么给你买东西？”
劳动教养期满后，中国京剧院却不想接叶盛长回来。谭秀英知道情况后，跑去找相关领导，理直气壮地说：“当初你们给他的处分是‘保留公职，劳动教养’。既然保留公职，那叶盛长就还是中国京剧院的职工。他就得回来！”
他回到了北京。夏天清晨胡同里随风吹落的槐花，中午从窗户里飘散出来的菜香，日落时分邻里街坊来回走动的悠闲神情以及那街灯下忽长忽短的身影——这些是他在最孤独时的渴望，又终于呈现在眼前。叶盛长回到了家，那辆英国凤头牌自行车还在。
人事有可量有不可量，谭秀英不可量，如山如海。她是妻子，她还是江山。
啥都干了，就是没唱戏（版权属章诒和先生，草间人谨校）
在中国京剧院二团，他唱了几年的戏，登台的机会不多，都是配角。熟人见面，客客气气，也冷冷淡淡。叶盛长极大地吸取了以往的教训，不管排什么新戏，不管领导把什么角色分配给自己，他二话不说，就都担当起来。“佐国心，拿云手，命里无时莫强求”
1963年，中国京剧院决定排演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叶盛长先后担任过王连举、鸠山、小伍长等几个角色，而最后竟连一个小角色也没演成。特别是鸠山一角，他和三哥叶盛兰为了这个角色，化了许多的心思。后得知由毛遂自荐的袁世海出演，叶氏兄弟则把自己的创意毫无保留地提供出来。当然，富于想象力的袁世海并非照猫画虎地按叶氏的构思去演，而是沿着花脸的路子创造出另一个鸠山形象。红灯记彩排那天，江青坐镇，气氛紧张。叶盛长亲手给袁世海化装，除了脚下一双马靴是新置的，其余仍按叶盛长设计的扮相。这事儿要搁在从前，他早发脾气了，起码也得找领导说道说道。而现在他全忍了，也认了。因为想想自己的身份，实在不能和别人相比，只有听任驱使，无比顺从了。中国京剧院的疏冷与淡漠，让他常常回想起在清河那些忙碌的日子，为什么眼下的现实总偏离当初的理想？
“文革”乍起，叶盛长便从配角变为陪斗，斗三哥，他陪着；斗四哥，他陪着；斗当权派，他也都陪着。从小他受多少宠，现在就受多少罪。从1966年到1976年，他干了各种各样的体力活儿——先烧锅炉，烧了一段时间得了病，就叫他看澡堂子。每天负责卖澡票、放水、刷池子，后又调到食堂卖饭票。他还当过电工、管道工。这十年间，啥都干了，就是没唱戏。生命就这样沉浮在一汪死水里，卑微又委屈。而这种生活对一个艺术家来说，则有着全部的严酷意味。
什么是命？无可奈何就是命。京剧、昆曲这样的精致文化，使艺人在戏剧情景中成为才俊，也使他们在另一番情景中成为废物。艺人即使有优异的秉赋，也是要在正常秩序下，得有相当的条件才能发挥。也就是说，越是高雅的艺术就越需要安闲的条件。叶盛长在回忆录里说：“艺人一旦不能演戏了，便有沦为乞丐的危险。”他的话说得含蓄，没挑明这个“危险”是什么。
有一点愠怒，就有更多的苦涩（版权属章诒和先生，草间人谨校）
1978年，叶盛长的右派问题获得改正。他以清白之身开始了新的演艺生涯。即使领导让他扮个船夫，也觉得幸福。其实，他的心里很清楚：代际的更迭正在加速进行，年轻的一代已掀起一个又一个“时尚”“创新”的浪潮。他还没来得及重新证明自身的文化创造力，就被后来者迫不及待当成了“老前辈”推到一边儿歇着去了。
1980年，叶盛长随中国京剧院赴香港，回到广州做汇报演出的时候，他在舞台上翻了一个“抢背”当时就深感不适。待演出完毕，便突发了脑血栓。幸亏治疗及时，更多亏妻子照料，妥帖安排起居，规律又合理，精心安排伙食，吃着顺口，又于病有益。每日到时候催他起床，催他散步，催他吃药，催他午觉。叶盛长也有毅力，就是躺床上，也坚持练功。经过两年多的治疗和锻炼，他的左臂和左腿居然恢复了大部分功能，原来的糖尿病也大为好转。痊愈后的叶盛长曾对我母亲说：“如果没有妻子加‘家庭护士’的严格管理，自己的病是肯定好不了的。”生活就是这样，有一点温馨，就有更多的苦涩。1985年，谭秀英病倒了，检查的结果是白血病。一家人都吓傻了。
“文革”时，叶盛长的私人房产——宣武门海北寺街八号的两进四合院共24间平房连带一个庭院，全部归了公。后来落实政策，政府给了八千块钱。别小看这八千块，它是叶盛长1949年以后仅有的财产和积蓄！全拿出来给妻子治病，也没能见效。
“淡却双蛾，哭损秋波”临终那一刻，谭秀英对丈夫说：“看样子我得走了。撇下你，我真有点不放心。往后，你要多注意身体，多活几年”她吐露的每一个字，都是用血泪凝成。牢牢给在谭秀英心上的情结，渐渐松开，走了。她结束了自己艰难疲惫的生命历程，而他的生活也从此而改变。
一世忠贞出名门，秀洁冰清，甘做贤妻良母。
半生坎坷临逆境，英姿依旧，堪赞劳苦功高。
这是梨园行送的一副挽联，也是对她的概括与评价。我注意到：上、下联分别嵌入了“秀”“英”二字。
因为写叶盛长往事，我和叶盛长之子、颇有成就的京剧武生演员叶金援成了朋友。一次聚会，我问他：“你父亲可真是漂亮呀。有很多女人跟他要好吧？”
他笑了，点点头。（版权属章诒和先生，草间人谨校）
我说：“那你妈妈知道吗？”
我问到这里，清秀的叶金援突然激动起来，说：“我妈可不简单了，决非一般女人。她不但知道，还把我爸在外面生的孩子认了回来。母亲说都是叶家人哪！现在每年到父亲的忌日，我们都去。”我知道，在这个“我们”里包括了外面生的叶家儿女。
说到谭鑫培一家的事迹，便是人人称颂的“谭门七代”所谓“谭门七代”指的是谭家人一连七代都唱戏，而且七代都唱谭派老生。这固然不易，但谭秀英也不易：隐忍了一辈子。在这个“忍”字里，包含着担当、胸襟、勇气和牺牲。所以，谭秀英的一生丝毫不弱于她的父辈和兄长登台唱戏。原以为大侠才能有的义烈，她这个民间寻常女子却能平淡而行。
谭秀英的为人行事，深深影响了子女，甚至包括儿媳。叶金援夫人小刘，在婆婆患病期间尽心看护，细心伺候。婆婆病逝后，她一个人又把全部家务承担起来，无怨无悔。她对我说：“在我生活中，婆婆就是我的榜样。”
梨园一叶（版权属章诒和先生，草间人谨校）
说到命运，他的结尾比几个哥哥要好些，活到为右派改正的日子，也见到子女的成材。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因身体不支，他彻底告别了舞台。据说，最后一次的演出是在天津，由他和陈永玲合演乌龙院。叶盛长为了遮掩不太灵活的左臂，居然把左边的袖口扎起来表演杀惜的宋江。即使如此，他风采依旧，比四肢健全的演员还漂亮。看戏一向挑剔苛刻的天津观众，给了他许多的掌声。
妻子去世十年后，叶盛长又结了一次婚。婚后却不幸福，随即分居。这第二次婚姻是个劫难，对他的伤害很大，痛苦很深。曾经拥有谭秀英那样一颗玲珑剔透的心，我想，盛长先生以后再遇到多美的女人也不会有幸福感的。
“名利竭，是非绝，红尘不向门前惹”最后，他拿起了笔，与我的一个朋友陈绍武先生一起合作，撰写回忆录。叶盛长不指望自己做什么大事，只希望能成为文化传承链条中的一环，不可缺失的一环。他在北京口述，录音后寄给住在天津的陈绍武。陈绍武记录整理后，再邮寄给他审阅，往返数次才定稿，断断续续地写了五六年才完成。
回忆录叫梨园一叶。陈绍武—这个也在清河农场劳教的北师大右派学生，在“篇尾赘语”里说：书是“尽最大之可能，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而实际上，叶盛长的讲述是有很大程度的保留，写出来的是少数，还有一肚子的话没有说呢。有句俗话叫：“是什么年龄做什么事，有多少本钱下多少注。”叶氏家族是有足够本钱下注的，可他们弟兄二人在人生末端，都是草草收场——不管是右派问题获得改正的叶盛长，还是没来得及改正的叶盛兰。不止他俩，京剧界的许多技艺超群、炉火纯青的艺人都是这样一条早期走红、中年受挫、继而很快收场的人生轨迹。
书出来后，叶盛长和我的丈夫（马克郁）通了一次很长的电话。他非常兴奋，说自己总算了却一件心事，但仍有件心事未了。我和丈夫心里都明白：他的另一件心事是要在2004年要隆重地、有规模地举办“富连成”科班成立一百周年的纪念活动。为此，叶盛长常对孩子们说：“我得好好活着，注意身体，先争取活到80岁，再争取活到2004年。” ↑返回顶部↑
劳动教养期满后，中国京剧院却不想接叶盛长回来。谭秀英知道情况后，跑去找相关领导，理直气壮地说：“当初你们给他的处分是‘保留公职，劳动教养’。既然保留公职，那叶盛长就还是中国京剧院的职工。他就得回来！”
他回到了北京。夏天清晨胡同里随风吹落的槐花，中午从窗户里飘散出来的菜香，日落时分邻里街坊来回走动的悠闲神情以及那街灯下忽长忽短的身影——这些是他在最孤独时的渴望，又终于呈现在眼前。叶盛长回到了家，那辆英国凤头牌自行车还在。
人事有可量有不可量，谭秀英不可量，如山如海。她是妻子，她还是江山。
啥都干了，就是没唱戏（版权属章诒和先生，草间人谨校）
在中国京剧院二团，他唱了几年的戏，登台的机会不多，都是配角。熟人见面，客客气气，也冷冷淡淡。叶盛长极大地吸取了以往的教训，不管排什么新戏，不管领导把什么角色分配给自己，他二话不说，就都担当起来。“佐国心，拿云手，命里无时莫强求”
1963年，中国京剧院决定排演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叶盛长先后担任过王连举、鸠山、小伍长等几个角色，而最后竟连一个小角色也没演成。特别是鸠山一角，他和三哥叶盛兰为了这个角色，化了许多的心思。后得知由毛遂自荐的袁世海出演，叶氏兄弟则把自己的创意毫无保留地提供出来。当然，富于想象力的袁世海并非照猫画虎地按叶氏的构思去演，而是沿着花脸的路子创造出另一个鸠山形象。红灯记彩排那天，江青坐镇，气氛紧张。叶盛长亲手给袁世海化装，除了脚下一双马靴是新置的，其余仍按叶盛长设计的扮相。这事儿要搁在从前，他早发脾气了，起码也得找领导说道说道。而现在他全忍了，也认了。因为想想自己的身份，实在不能和别人相比，只有听任驱使，无比顺从了。中国京剧院的疏冷与淡漠，让他常常回想起在清河那些忙碌的日子，为什么眼下的现实总偏离当初的理想？
“文革”乍起，叶盛长便从配角变为陪斗，斗三哥，他陪着；斗四哥，他陪着；斗当权派，他也都陪着。从小他受多少宠，现在就受多少罪。从1966年到1976年，他干了各种各样的体力活儿——先烧锅炉，烧了一段时间得了病，就叫他看澡堂子。每天负责卖澡票、放水、刷池子，后又调到食堂卖饭票。他还当过电工、管道工。这十年间，啥都干了，就是没唱戏。生命就这样沉浮在一汪死水里，卑微又委屈。而这种生活对一个艺术家来说，则有着全部的严酷意味。
什么是命？无可奈何就是命。京剧、昆曲这样的精致文化，使艺人在戏剧情景中成为才俊，也使他们在另一番情景中成为废物。艺人即使有优异的秉赋，也是要在正常秩序下，得有相当的条件才能发挥。也就是说，越是高雅的艺术就越需要安闲的条件。叶盛长在回忆录里说：“艺人一旦不能演戏了，便有沦为乞丐的危险。”他的话说得含蓄，没挑明这个“危险”是什么。
有一点愠怒，就有更多的苦涩（版权属章诒和先生，草间人谨校）
1978年，叶盛长的右派问题获得改正。他以清白之身开始了新的演艺生涯。即使领导让他扮个船夫，也觉得幸福。其实，他的心里很清楚：代际的更迭正在加速进行，年轻的一代已掀起一个又一个“时尚”“创新”的浪潮。他还没来得及重新证明自身的文化创造力，就被后来者迫不及待当成了“老前辈”推到一边儿歇着去了。
1980年，叶盛长随中国京剧院赴香港，回到广州做汇报演出的时候，他在舞台上翻了一个“抢背”当时就深感不适。待演出完毕，便突发了脑血栓。幸亏治疗及时，更多亏妻子照料，妥帖安排起居，规律又合理，精心安排伙食，吃着顺口，又于病有益。每日到时候催他起床，催他散步，催他吃药，催他午觉。叶盛长也有毅力，就是躺床上，也坚持练功。经过两年多的治疗和锻炼，他的左臂和左腿居然恢复了大部分功能，原来的糖尿病也大为好转。痊愈后的叶盛长曾对我母亲说：“如果没有妻子加‘家庭护士’的严格管理，自己的病是肯定好不了的。”生活就是这样，有一点温馨，就有更多的苦涩。1985年，谭秀英病倒了，检查的结果是白血病。一家人都吓傻了。
“文革”时，叶盛长的私人房产——宣武门海北寺街八号的两进四合院共24间平房连带一个庭院，全部归了公。后来落实政策，政府给了八千块钱。别小看这八千块，它是叶盛长1949年以后仅有的财产和积蓄！全拿出来给妻子治病，也没能见效。
“淡却双蛾，哭损秋波”临终那一刻，谭秀英对丈夫说：“看样子我得走了。撇下你，我真有点不放心。往后，你要多注意身体，多活几年”她吐露的每一个字，都是用血泪凝成。牢牢给在谭秀英心上的情结，渐渐松开，走了。她结束了自己艰难疲惫的生命历程，而他的生活也从此而改变。
一世忠贞出名门，秀洁冰清，甘做贤妻良母。
半生坎坷临逆境，英姿依旧，堪赞劳苦功高。
这是梨园行送的一副挽联，也是对她的概括与评价。我注意到：上、下联分别嵌入了“秀”“英”二字。
因为写叶盛长往事，我和叶盛长之子、颇有成就的京剧武生演员叶金援成了朋友。一次聚会，我问他：“你父亲可真是漂亮呀。有很多女人跟他要好吧？”
他笑了，点点头。（版权属章诒和先生，草间人谨校）
我说：“那你妈妈知道吗？”
我问到这里，清秀的叶金援突然激动起来，说：“我妈可不简单了，决非一般女人。她不但知道，还把我爸在外面生的孩子认了回来。母亲说都是叶家人哪！现在每年到父亲的忌日，我们都去。”我知道，在这个“我们”里包括了外面生的叶家儿女。
说到谭鑫培一家的事迹，便是人人称颂的“谭门七代”所谓“谭门七代”指的是谭家人一连七代都唱戏，而且七代都唱谭派老生。这固然不易，但谭秀英也不易：隐忍了一辈子。在这个“忍”字里，包含着担当、胸襟、勇气和牺牲。所以，谭秀英的一生丝毫不弱于她的父辈和兄长登台唱戏。原以为大侠才能有的义烈，她这个民间寻常女子却能平淡而行。
谭秀英的为人行事，深深影响了子女，甚至包括儿媳。叶金援夫人小刘，在婆婆患病期间尽心看护，细心伺候。婆婆病逝后，她一个人又把全部家务承担起来，无怨无悔。她对我说：“在我生活中，婆婆就是我的榜样。”
梨园一叶（版权属章诒和先生，草间人谨校）
说到命运，他的结尾比几个哥哥要好些，活到为右派改正的日子，也见到子女的成材。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因身体不支，他彻底告别了舞台。据说，最后一次的演出是在天津，由他和陈永玲合演乌龙院。叶盛长为了遮掩不太灵活的左臂，居然把左边的袖口扎起来表演杀惜的宋江。即使如此，他风采依旧，比四肢健全的演员还漂亮。看戏一向挑剔苛刻的天津观众，给了他许多的掌声。
妻子去世十年后，叶盛长又结了一次婚。婚后却不幸福，随即分居。这第二次婚姻是个劫难，对他的伤害很大，痛苦很深。曾经拥有谭秀英那样一颗玲珑剔透的心，我想，盛长先生以后再遇到多美的女人也不会有幸福感的。
“名利竭，是非绝，红尘不向门前惹”最后，他拿起了笔，与我的一个朋友陈绍武先生一起合作，撰写回忆录。叶盛长不指望自己做什么大事，只希望能成为文化传承链条中的一环，不可缺失的一环。他在北京口述，录音后寄给住在天津的陈绍武。陈绍武记录整理后，再邮寄给他审阅，往返数次才定稿，断断续续地写了五六年才完成。
回忆录叫梨园一叶。陈绍武—这个也在清河农场劳教的北师大右派学生，在“篇尾赘语”里说：书是“尽最大之可能，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而实际上，叶盛长的讲述是有很大程度的保留，写出来的是少数，还有一肚子的话没有说呢。有句俗话叫：“是什么年龄做什么事，有多少本钱下多少注。”叶氏家族是有足够本钱下注的，可他们弟兄二人在人生末端，都是草草收场——不管是右派问题获得改正的叶盛长，还是没来得及改正的叶盛兰。不止他俩，京剧界的许多技艺超群、炉火纯青的艺人都是这样一条早期走红、中年受挫、继而很快收场的人生轨迹。
书出来后，叶盛长和我的丈夫（马克郁）通了一次很长的电话。他非常兴奋，说自己总算了却一件心事，但仍有件心事未了。我和丈夫心里都明白：他的另一件心事是要在2004年要隆重地、有规模地举办“富连成”科班成立一百周年的纪念活动。为此，叶盛长常对孩子们说：“我得好好活着，注意身体，先争取活到80岁，再争取活到2004年。”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