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坎里别是一般疼痛忆父亲与翦伯赞（10 / 12）
一切都哑默了，谁也找不出话题来。激动又惊骇的父亲，围着沙发踱来步去。
突然，翦伯赞直声对我说：“小愚，你出去。现在是我有很多问题想不通，要和你父亲谈谈。”显然，面对高举三面红旗的社会喧闹和政治盛景，他感受到的是残破与不安。引起内心痛苦的，可能远不止这些。
父亲连连向我挥手，我乖乖地出去了，拿着一本小说，坐在庭院安放的木椅上，等着，想着。
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翦伯赞从招待所的大门匆匆走出。
我赶忙跑回房间。母亲正在收拾喝剩的茶水，父亲则一语不发地瞧着窗外出神。
我问父亲：“你和翦伯伯谈得好吗？”
“好。”
我想，一次会晤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翦伯赞已经在光彩的照耀和周遭的破败对比中，找回了自己；从政治需要的从属关系中，剥离出属于学者自己的本质。像晨曦梦回时的一弯晓月，散发着清朗、辽远和庄严。
其实，翦伯赞对问题是想通了的，是有答案的。答案就在心里。
有人[12]把翦伯赞一生的史学研究，分为在野期（1940—1949）和在朝期（1949——1966）两个阶段。认为他在野期的史学研究，以史料学的探索最富学术意义。在朝期则是一手改造旧史学，一手建立切合中国现实的马克思主义的新史学。由于“他的史学活动，无论是批封建主义的史学，还是斗资产阶级的史学，其字里行间都弥漫着‘以论带史’的气息。”[13]故而受到专业史学家的冷淡。他刚到燕京大学，有的教授曾以轻蔑的口吻，故意大声问道：“谁是翦伯赞？我们没听说过。”
事情到了三年困难时期，也就是与父亲海拉尔会晤的前后，翦伯赞文章的锋芒已更多地指向了“左的幼稚病”他在1959年至1963年写出的三篇文章（即1959年的目前历史教学中的几个问题、1961年的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1963年的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明确提出“片面性、抽象性”和“简单化、绝对化、现代化”是泛滥于历史教学和史学研究中的严重缺陷。而他所倡导的“历史主义”虽志在与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相结合去解决中国历史上的具体问题，但治史当从史实出发，史家当根据史实、按特定历史条件研究分析历史的论述，无论其精神实质，还是实践效果，都是“出类拔萃，远非郭（沫若）老、范（文澜）老所能匹敌。”[14]
1962年，雷海宗去世。噩耗传出，令所有听过雷先生课的人，无比哀痛和惋惜。这个学贯中西、博大精深的右派教授，同时能开“西洋近古史”、“西洋文化史”、“中国商周史”、“中国秦汉史”、“史学方法”等四、五门课程。这个从不备课、从不讲究教学法、想讲什么就讲什么的右派教授，以磁石吸铁的力量吸引着无数青年教师和学生。连学问好、资格也老的同行刘崇鋐都极其推重他，称其为大学问家。并对自己的学生说：“要好好听雷先生的课，他讲的历史课，有哲学意味。我做不到这一点。”[15]
划右后的雷海宗，后来只在历史教学上发表一些教学参考性文章。
去世的那年，他55岁。
几年后“文革”爆发，导火索是被史学家吴晗的一出京戏海瑞罢官点燃。火苗窜出，翦伯赞不明底细为吴晗辩护，对前来采访的文汇报记者说：姚文元的批判文章“牵强附会”态度极粗暴，完全是对吴晗的污蔑和陷害。“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睹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史学家的翦伯赞，偏偏不知。没过多久，聂元梓的大字报吹响了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北大历史系第一个被揪出来、被批斗的就是翦伯赞。罪名是“黑帮分子”加“反动权威”向达、邵循正、周一良、邓广铭、杨人楩等人也都统统划为“牛鬼蛇神”打入牛棚。
向达是右派，算有“前科”受罪挨罚最多。他早有思想准备，曾对家人交代：如有三长两短，不要意外和惊恐。果然，于数月后，死在劳动场所。发病时，北大革命师生无人为其呼救。那里，也无医院。
死讯传出，父亲闻而恻然，哀叹不已：“是我害了向达。没有57年的事，他不会受这么多的苦！”
翦伯赞仍在北大。萋萋之纤草，落落之长松。他像草又似松，在寒风中苦苦挣扎。只要能挣过来，再不幸，也值得。社会的凉薄残酷，人生的孤凄无援，都掩埋于恬静、坚毅而又苍老的外表之下。
一次，孙儿翦大畏从南方跑到北京去探望他。进门便喊：“爷爷。”
他坐在椅子上，头也不转，只问了一句：“是大畏吧。”便不再说话，像一尊佛，参透了生死贵贱和荣辱。
1968年10月，在中共举行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说，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也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老人家还以翦伯赞、冯友兰为例。说，今后还得让他们当教授，不懂唯心主义哲学就去问冯友兰，不懂帝王将相历史，便去找翦伯赞。又言，今后在生活上可以适当照顾。北大军宣队在向冯、翦传达了“最高指示”后，还把翦氏夫妇迁移到燕南园的一幢小楼，独家居住。他俩住楼上，派了个为他们服务的工人（杜师傅）住楼下。这时，谁都以为翦伯赞被毛泽东解放了。翦伯赞也以为自己获得了解放。
万万想不到：没过一周，致命之祸降临到他的头上。致命之物不是别的，正是翦伯赞长期从事的“统战”可以说，他为统战献身，统战让其送命。事情曲折复杂，核心是关于刘少奇的定案问题。1968年尚未废黜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已内定为“叛徒、内奸、工贼”具体罪行之一是曾与蒋介石以及宋子文、陈立夫勾结。三十年代在蒋、刘之间周旋的人，就是諶小岑、吕振羽和翦伯赞等人。于是，他就成为刘少奇专案组所搜取的有关此事的证据，或许还是唯一的证据。1968年12月4日刘少奇专案组的副组长，一个叫巫中的军人带着几名副手，气势汹汹地直奔燕翦南园。巫中向翦伯赞指明开始于1935年的国共南京谈判是刘少奇叛卖共产党的活动。翦所讲述的事实真相，巫中予以否认，并说：“这个罪行党中央已经查明，判定刘为叛徒、内奸、工贼。不久将在“九大”公布。你只要就这件事写一份材料。加以证明，再签上字，就没你的事了。”[16]翦伯赞再次否认那次谈判刘少奇有阴谋活动。
最后，巫中说：只给你三天的机会。三天后我再来。
12月18日下午，巫中带着一群人又来，审了近两个小时，翦伯赞拒绝作出违反事实的交代。巫中猛地从腰中拔出手枪，往桌上一拍，说：“今天你要不老实交代，老子就枪毙了你！”
翦伯赞闭口不语。
巫中冲到跟前，把手枪顶在翦伯赞的鼻孔底下，大吼：“快说，不说马上就枪毙你！”
革命一辈子的翦伯赞，从未经受过如此恐怖的革命。他却依旧回答：“我没什么可以交代的了。”
为了继续恐吓他，巫中拿出笔记本写了几个字，交给同来的人（所写内容是叫他们先回家吃饭，再开车来接自己）。让翦伯赞误以为是叫人来实行拘捕。即使如此，在巫中独留的时刻，他依然拒绝交代。
尽管巫中空手而归，翦伯赞却已有轻生之念。他大惑不解的是：毛泽东说要给他出路，事实上的生路又在何方？原来都是假的，虚的，空的！
绝望之心，生出决绝之念。 ↑返回顶部↑
突然，翦伯赞直声对我说：“小愚，你出去。现在是我有很多问题想不通，要和你父亲谈谈。”显然，面对高举三面红旗的社会喧闹和政治盛景，他感受到的是残破与不安。引起内心痛苦的，可能远不止这些。
父亲连连向我挥手，我乖乖地出去了，拿着一本小说，坐在庭院安放的木椅上，等着，想着。
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翦伯赞从招待所的大门匆匆走出。
我赶忙跑回房间。母亲正在收拾喝剩的茶水，父亲则一语不发地瞧着窗外出神。
我问父亲：“你和翦伯伯谈得好吗？”
“好。”
我想，一次会晤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翦伯赞已经在光彩的照耀和周遭的破败对比中，找回了自己；从政治需要的从属关系中，剥离出属于学者自己的本质。像晨曦梦回时的一弯晓月，散发着清朗、辽远和庄严。
其实，翦伯赞对问题是想通了的，是有答案的。答案就在心里。
有人[12]把翦伯赞一生的史学研究，分为在野期（1940—1949）和在朝期（1949——1966）两个阶段。认为他在野期的史学研究，以史料学的探索最富学术意义。在朝期则是一手改造旧史学，一手建立切合中国现实的马克思主义的新史学。由于“他的史学活动，无论是批封建主义的史学，还是斗资产阶级的史学，其字里行间都弥漫着‘以论带史’的气息。”[13]故而受到专业史学家的冷淡。他刚到燕京大学，有的教授曾以轻蔑的口吻，故意大声问道：“谁是翦伯赞？我们没听说过。”
事情到了三年困难时期，也就是与父亲海拉尔会晤的前后，翦伯赞文章的锋芒已更多地指向了“左的幼稚病”他在1959年至1963年写出的三篇文章（即1959年的目前历史教学中的几个问题、1961年的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1963年的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明确提出“片面性、抽象性”和“简单化、绝对化、现代化”是泛滥于历史教学和史学研究中的严重缺陷。而他所倡导的“历史主义”虽志在与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相结合去解决中国历史上的具体问题，但治史当从史实出发，史家当根据史实、按特定历史条件研究分析历史的论述，无论其精神实质，还是实践效果，都是“出类拔萃，远非郭（沫若）老、范（文澜）老所能匹敌。”[14]
1962年，雷海宗去世。噩耗传出，令所有听过雷先生课的人，无比哀痛和惋惜。这个学贯中西、博大精深的右派教授，同时能开“西洋近古史”、“西洋文化史”、“中国商周史”、“中国秦汉史”、“史学方法”等四、五门课程。这个从不备课、从不讲究教学法、想讲什么就讲什么的右派教授，以磁石吸铁的力量吸引着无数青年教师和学生。连学问好、资格也老的同行刘崇鋐都极其推重他，称其为大学问家。并对自己的学生说：“要好好听雷先生的课，他讲的历史课，有哲学意味。我做不到这一点。”[15]
划右后的雷海宗，后来只在历史教学上发表一些教学参考性文章。
去世的那年，他55岁。
几年后“文革”爆发，导火索是被史学家吴晗的一出京戏海瑞罢官点燃。火苗窜出，翦伯赞不明底细为吴晗辩护，对前来采访的文汇报记者说：姚文元的批判文章“牵强附会”态度极粗暴，完全是对吴晗的污蔑和陷害。“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睹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史学家的翦伯赞，偏偏不知。没过多久，聂元梓的大字报吹响了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北大历史系第一个被揪出来、被批斗的就是翦伯赞。罪名是“黑帮分子”加“反动权威”向达、邵循正、周一良、邓广铭、杨人楩等人也都统统划为“牛鬼蛇神”打入牛棚。
向达是右派，算有“前科”受罪挨罚最多。他早有思想准备，曾对家人交代：如有三长两短，不要意外和惊恐。果然，于数月后，死在劳动场所。发病时，北大革命师生无人为其呼救。那里，也无医院。
死讯传出，父亲闻而恻然，哀叹不已：“是我害了向达。没有57年的事，他不会受这么多的苦！”
翦伯赞仍在北大。萋萋之纤草，落落之长松。他像草又似松，在寒风中苦苦挣扎。只要能挣过来，再不幸，也值得。社会的凉薄残酷，人生的孤凄无援，都掩埋于恬静、坚毅而又苍老的外表之下。
一次，孙儿翦大畏从南方跑到北京去探望他。进门便喊：“爷爷。”
他坐在椅子上，头也不转，只问了一句：“是大畏吧。”便不再说话，像一尊佛，参透了生死贵贱和荣辱。
1968年10月，在中共举行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说，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也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老人家还以翦伯赞、冯友兰为例。说，今后还得让他们当教授，不懂唯心主义哲学就去问冯友兰，不懂帝王将相历史，便去找翦伯赞。又言，今后在生活上可以适当照顾。北大军宣队在向冯、翦传达了“最高指示”后，还把翦氏夫妇迁移到燕南园的一幢小楼，独家居住。他俩住楼上，派了个为他们服务的工人（杜师傅）住楼下。这时，谁都以为翦伯赞被毛泽东解放了。翦伯赞也以为自己获得了解放。
万万想不到：没过一周，致命之祸降临到他的头上。致命之物不是别的，正是翦伯赞长期从事的“统战”可以说，他为统战献身，统战让其送命。事情曲折复杂，核心是关于刘少奇的定案问题。1968年尚未废黜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已内定为“叛徒、内奸、工贼”具体罪行之一是曾与蒋介石以及宋子文、陈立夫勾结。三十年代在蒋、刘之间周旋的人，就是諶小岑、吕振羽和翦伯赞等人。于是，他就成为刘少奇专案组所搜取的有关此事的证据，或许还是唯一的证据。1968年12月4日刘少奇专案组的副组长，一个叫巫中的军人带着几名副手，气势汹汹地直奔燕翦南园。巫中向翦伯赞指明开始于1935年的国共南京谈判是刘少奇叛卖共产党的活动。翦所讲述的事实真相，巫中予以否认，并说：“这个罪行党中央已经查明，判定刘为叛徒、内奸、工贼。不久将在“九大”公布。你只要就这件事写一份材料。加以证明，再签上字，就没你的事了。”[16]翦伯赞再次否认那次谈判刘少奇有阴谋活动。
最后，巫中说：只给你三天的机会。三天后我再来。
12月18日下午，巫中带着一群人又来，审了近两个小时，翦伯赞拒绝作出违反事实的交代。巫中猛地从腰中拔出手枪，往桌上一拍，说：“今天你要不老实交代，老子就枪毙了你！”
翦伯赞闭口不语。
巫中冲到跟前，把手枪顶在翦伯赞的鼻孔底下，大吼：“快说，不说马上就枪毙你！”
革命一辈子的翦伯赞，从未经受过如此恐怖的革命。他却依旧回答：“我没什么可以交代的了。”
为了继续恐吓他，巫中拿出笔记本写了几个字，交给同来的人（所写内容是叫他们先回家吃饭，再开车来接自己）。让翦伯赞误以为是叫人来实行拘捕。即使如此，在巫中独留的时刻，他依然拒绝交代。
尽管巫中空手而归，翦伯赞却已有轻生之念。他大惑不解的是：毛泽东说要给他出路，事实上的生路又在何方？原来都是假的，虚的，空的！
绝望之心，生出决绝之念。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