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坎里别是一般疼痛忆父亲与翦伯赞（2 / 12）
1944年的7月，日军攻陷了围困47天的衡阳后，直逼常德、桃源。11月19日桃源沦陷，那是翦伯赞的家乡。26日常德亦失守。夜不成寐的他，含泪写下了著名的常德、桃源沦陷记：
“桃源，这个具有神奇传说的地方，是我的家乡。在这里，我度过了我的幼年时”
“常德，这座洞庭湖西岸的古老的城市，在这里，我度过了我的中学时代。
“静静的沅江，灰色的城墙，古旧的庙宇，旧式门面的商店，各式各样的手工业作坊，用石板铺成的大街小巷，自有城市以来，也许没有什么改变。如果说这里也有近代的装璜，那就是有一座西班牙天主教堂的钟楼，耸立在这个古城的天空——然而，这两个小县城，被攻陷时死者两万有余，伤者五千，被强奸的妇女七千多，财产损失不计其数。”
父亲阅后很激动。对翦伯赞说：“把稿子给我吧！把它登在中华论坛[4]上。”
在重庆，父亲穿着件旧长衫，白天东奔西跑，搞社会活动，夜里伏案奋笔，写政论文章。凡是由父亲署名的文章，不求他人代笔。
翦伯赞很佩服，对母亲说：“伯钧是个干大事的人。”
那时还真有件大事，就是成立民主政团同盟（即中国民主同盟之前身）。它由三党、三派以及社会贤达（即今日之无党派民主人士）组成。酝酿筹建期中，针对同盟的纲领、章程、领导人选等诸多棘手的事，只能以沟通，调停，甚至妥协的方式去解决。在这个过程里，父亲是个中坚力量。每遇难题，常和翦伯赞研究、商量。而翦伯赞在应对现实政治方面，表现出燮理阴阳的智慧。父亲非常佩服，叹道：“说老翦是个历史学家，那是低估了他！”
1946年月1月，旧政协在重庆国民政府礼堂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国民党、共产党、民盟、青年党和无党派人士共三十八人。民盟由张澜、罗隆基、张君劢，张东荪、沈钧儒、张申府、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九人组成代表团。父亲与罗隆基两人是宪法草案组成员，他还担任国民大会组成员。在二十二天的会议期间，工作量大，要动脑筋的事情也多，急需建立一条和中共的联络渠道。于是，身为民盟中央常务委员兼组织委员会主任的父亲，提议聘请翦伯赞担任民盟出席政协的顾问。此议立即获得通过，在1月10日给他发了聘书[5]。
应该说，翦伯赞从重庆的半山新村起步，长期周旋于民盟、中共之间，成为一个统战高手。也就从这里开始，他既要徘徊于历史科学的殿堂，又要穿梭于现实政治的庙廊，且于同一时刻进入两个不同的社会文化圈子。为靠拢、联络中国的名流、高士、贤达、俊杰一起抗日并对付老蒋，当时的中共要的就是像翦伯赞这种复合式、应用性的高级人才。但对翦伯赞而言，身为史家而心系革命或者说心为史家而身系革命，无论判定为前者还是断定为后者，其性格的复杂性，也就此注定。其未来命运，也就此注定。在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分歧，学术和政治的冲突，由来已久。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这个分歧和冲突或许还难以凸显，可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年月，翦伯赞则无时无刻不在体味这种分歧和冲突了，随即也陷入了不可排遣、更不可抵御的思想矛盾和现实挤压之中。我觉得，共产党对中国文化学术圈的思想渗透，对中国思想文化精英的政治梳理，是从陪都重庆开始的。而这种渗透与梳理，既通过中共的直接宣传以及毛泽东、周恩来等负责人的直接出面进行，也是靠翦伯赞等统战高手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来操作。
父母在半山新村过着又穷又忙的日子，哪里顾得上姐姐和我，常常是白天把我俩放在红薯地里。饿了，俩人就用手挖红薯吃。一直呆到天黑，眼巴巴望着通向公路的石阶，泪汪汪地等着，等着。时近黄昏，身躯瘦弱、面带倦色的母亲出现在远处。我立刻举着沾满泥巴的手，哭个不歇。
我人小肚皮大。一天到晚，总有饥饿感，跑到厨房去翻，什么也没有。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偷偷溜到翦家的厨房。哈！居然让我发现一笸箩的锅巴。锅巴又硬又冷，可我瞧着它就要流口水。用手掰了一小块儿，塞进嘴里——天哪！又香又脆，实在是太好吃了。我又掰，再掰，反复地掰，且越掰越大。后来，索性就拿一整块了。再后来，就几块几块地拿。这样，我每天都要溜到翦家的厨房去，看看有没有锅巴。如有，就必偷，必吃。
一天，母亲叫我到她和父亲的卧室去。进门，就见戴淑婉坐在藤椅上。平时的她总是笑眯眯的，今天的脸上怎么一丝笑容也没有了？——锅巴！忽然想到了锅巴，那万恶的锅巴，害得我去偷吃它！还没开审，我的脸就红了。
母亲向戴淑婉努努嘴。原来绷着脸的她笑着问道：“小愚，我放在厨房的锅巴，是不是你偷吃了呀？”
我站她跟前，羞得抬不起头。
“你说，是不是偷吃了！”母亲的追问，比戴淑婉的声音严厉多了。
我点点头，眼泪就流了出来。
母亲厉声再问：“你为什么要去偷吃别人家的东西？”
“我饿，翦伯母的锅巴又太好吃。”说到这里，我放声大哭。
戴淑婉，我的翦伯母，一把将我搂在怀里。母亲的眼圈也是红红的。
抗战胜利后，我们一家去了上海，住愚园路联安坊（现为上海市长宁区政府所在地）。翦伯赞一家，先去南京，后到上海，住愚园路中实新邨。因国共内战爆发，政治形势紧张，章翦两家虽同住一条马路，但不能像在重庆那样朝夕相处、随意走动了。
翦伯赞与妻子食宿于斗室，朴素简单，而工作却是千头万绪。作为中共党员，翦伯赞和中共上海工委书记华岗保持联系，参加各种秘密活动，传达党的指示，执行党的任务。作为史学家，在坐黄包车到大学授课的同时，继续写著中国史纲。1946年夏，他出任大孚出版公司总编辑，出版了中国史纲第二卷和中国史论集第二集。他撰文继续批判胡适，发表正在泛滥之史学的反动倾向等文。对北平一些注重考证、潜心学问的老史学家也作了批判，提出在今天的形势下“研究与运动不可偏废”即要把学术研究和反内战、反独裁、反老蒋的政治运动紧密地结合起来。不知道别人怎样看待他，而双重身份的翦伯赞是必须这样去做，一心二用。年行半百，头发半白。忙，穷，累，病，他都齐了。
1947年中国学生对社会动荡局势的关注和参与，成为一种以学潮为形式的斗争势态。4月，翦伯赞和张志让、周谷城、夏康农、吴泽、邓初民等名教授发起成立“上海市大学教授联谊会”5月初，他在父亲创办的现代新闻第一次座谈会上，以现阶段的民主运动为题做了发言（后载于该刊）。正在这个时刻，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二”血案，国民党政府使用暴力，对付请愿游行的学生。义愤填膺的翦伯赞连续写出学潮平议、为学生辩诬、陈东与靖康元年的太学生的伏阙三篇文章。
陈东与靖康元年的太学生的伏阙一文，说的是北宋末年发生在京城汴梁的一次太学生运动。那时，金兵南下，包围了汴梁。宋钦宗准备投降，罢斥主战派李纲。二月初五，即京都被围的第29日，陈东率太学生和京城居民十万余人拜伏于宫阙，向皇帝上书要求革除奸佞，起用主战派李纲。钦宗迫于压力，恢复了李纲等人的职务，金兵撤退——-翦伯赞在分析了这场古代学运的起因、经过与结果之后，写道：“学生在请愿的当时，总算平安度过，但当时的权奸并没有忘记昨天的仇恨。当请愿队伍解散以后，他们便开始对付学生太学生率众伏阙，意在生变，不可不治。”结局是显然的，也是必然的——此后，不断发生迫害太学生的事情，陈东被杀。
翦伯赞最后是这样总结的：“靖康元年的太学生伏阙，已经是八百年前的历史，但二月五日却是中国知识青年应该纪念的一个日子，陈东“也是八百年前的人物，但是这个人物也是中国知识青年应该学习的人物。”
文章登在7月1日出版的大学月刊上。刊物一出，夏康农就赶忙拿着它跑到联安坊，叫父亲先睹为快。
“好文章呀！”父亲读后，连声称赞。
感怀旧事之际，上海已是一片白色恐怖，民主人士成为迫害目标。据说单在10月份，上海、杭州、北平等八个城市，就有二千多人被杀，六万人列入黑名单。危险似乎比死亡还要可怕。民盟中央常委、西北总支负责人杜斌丞遇害的消息传来，父亲彻夜无眠。他把形势估计得很严重，立即命令母亲把我和姐姐终日关在家中，不准出门。经验老到的父亲，一向认为：在中国，进步是点点滴滴的，艰辛又缓慢；但要倒退起来，那肯定比坐飞机还要快了。别说是百姓，头脑聪慧的知识分子也多被搞得措手不及。
果然——10月22日民盟总部被特务包围。23日，中共上海地下党通知翦伯赞转移香港。
父亲走得晚些。怕我扭住他不让走。走的当日，特意带着我去看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电影，兴奋万分。看到电影里的好人受气受苦，我又泪流不止，完全忘记了身边的人和事。等出了电影院，竟发现父亲没有了。我嚎啕大哭，跌坐于地，谁劝都不行了。 ↑返回顶部↑
“桃源，这个具有神奇传说的地方，是我的家乡。在这里，我度过了我的幼年时”
“常德，这座洞庭湖西岸的古老的城市，在这里，我度过了我的中学时代。
“静静的沅江，灰色的城墙，古旧的庙宇，旧式门面的商店，各式各样的手工业作坊，用石板铺成的大街小巷，自有城市以来，也许没有什么改变。如果说这里也有近代的装璜，那就是有一座西班牙天主教堂的钟楼，耸立在这个古城的天空——然而，这两个小县城，被攻陷时死者两万有余，伤者五千，被强奸的妇女七千多，财产损失不计其数。”
父亲阅后很激动。对翦伯赞说：“把稿子给我吧！把它登在中华论坛[4]上。”
在重庆，父亲穿着件旧长衫，白天东奔西跑，搞社会活动，夜里伏案奋笔，写政论文章。凡是由父亲署名的文章，不求他人代笔。
翦伯赞很佩服，对母亲说：“伯钧是个干大事的人。”
那时还真有件大事，就是成立民主政团同盟（即中国民主同盟之前身）。它由三党、三派以及社会贤达（即今日之无党派民主人士）组成。酝酿筹建期中，针对同盟的纲领、章程、领导人选等诸多棘手的事，只能以沟通，调停，甚至妥协的方式去解决。在这个过程里，父亲是个中坚力量。每遇难题，常和翦伯赞研究、商量。而翦伯赞在应对现实政治方面，表现出燮理阴阳的智慧。父亲非常佩服，叹道：“说老翦是个历史学家，那是低估了他！”
1946年月1月，旧政协在重庆国民政府礼堂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国民党、共产党、民盟、青年党和无党派人士共三十八人。民盟由张澜、罗隆基、张君劢，张东荪、沈钧儒、张申府、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九人组成代表团。父亲与罗隆基两人是宪法草案组成员，他还担任国民大会组成员。在二十二天的会议期间，工作量大，要动脑筋的事情也多，急需建立一条和中共的联络渠道。于是，身为民盟中央常务委员兼组织委员会主任的父亲，提议聘请翦伯赞担任民盟出席政协的顾问。此议立即获得通过，在1月10日给他发了聘书[5]。
应该说，翦伯赞从重庆的半山新村起步，长期周旋于民盟、中共之间，成为一个统战高手。也就从这里开始，他既要徘徊于历史科学的殿堂，又要穿梭于现实政治的庙廊，且于同一时刻进入两个不同的社会文化圈子。为靠拢、联络中国的名流、高士、贤达、俊杰一起抗日并对付老蒋，当时的中共要的就是像翦伯赞这种复合式、应用性的高级人才。但对翦伯赞而言，身为史家而心系革命或者说心为史家而身系革命，无论判定为前者还是断定为后者，其性格的复杂性，也就此注定。其未来命运，也就此注定。在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分歧，学术和政治的冲突，由来已久。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这个分歧和冲突或许还难以凸显，可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年月，翦伯赞则无时无刻不在体味这种分歧和冲突了，随即也陷入了不可排遣、更不可抵御的思想矛盾和现实挤压之中。我觉得，共产党对中国文化学术圈的思想渗透，对中国思想文化精英的政治梳理，是从陪都重庆开始的。而这种渗透与梳理，既通过中共的直接宣传以及毛泽东、周恩来等负责人的直接出面进行，也是靠翦伯赞等统战高手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来操作。
父母在半山新村过着又穷又忙的日子，哪里顾得上姐姐和我，常常是白天把我俩放在红薯地里。饿了，俩人就用手挖红薯吃。一直呆到天黑，眼巴巴望着通向公路的石阶，泪汪汪地等着，等着。时近黄昏，身躯瘦弱、面带倦色的母亲出现在远处。我立刻举着沾满泥巴的手，哭个不歇。
我人小肚皮大。一天到晚，总有饥饿感，跑到厨房去翻，什么也没有。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偷偷溜到翦家的厨房。哈！居然让我发现一笸箩的锅巴。锅巴又硬又冷，可我瞧着它就要流口水。用手掰了一小块儿，塞进嘴里——天哪！又香又脆，实在是太好吃了。我又掰，再掰，反复地掰，且越掰越大。后来，索性就拿一整块了。再后来，就几块几块地拿。这样，我每天都要溜到翦家的厨房去，看看有没有锅巴。如有，就必偷，必吃。
一天，母亲叫我到她和父亲的卧室去。进门，就见戴淑婉坐在藤椅上。平时的她总是笑眯眯的，今天的脸上怎么一丝笑容也没有了？——锅巴！忽然想到了锅巴，那万恶的锅巴，害得我去偷吃它！还没开审，我的脸就红了。
母亲向戴淑婉努努嘴。原来绷着脸的她笑着问道：“小愚，我放在厨房的锅巴，是不是你偷吃了呀？”
我站她跟前，羞得抬不起头。
“你说，是不是偷吃了！”母亲的追问，比戴淑婉的声音严厉多了。
我点点头，眼泪就流了出来。
母亲厉声再问：“你为什么要去偷吃别人家的东西？”
“我饿，翦伯母的锅巴又太好吃。”说到这里，我放声大哭。
戴淑婉，我的翦伯母，一把将我搂在怀里。母亲的眼圈也是红红的。
抗战胜利后，我们一家去了上海，住愚园路联安坊（现为上海市长宁区政府所在地）。翦伯赞一家，先去南京，后到上海，住愚园路中实新邨。因国共内战爆发，政治形势紧张，章翦两家虽同住一条马路，但不能像在重庆那样朝夕相处、随意走动了。
翦伯赞与妻子食宿于斗室，朴素简单，而工作却是千头万绪。作为中共党员，翦伯赞和中共上海工委书记华岗保持联系，参加各种秘密活动，传达党的指示，执行党的任务。作为史学家，在坐黄包车到大学授课的同时，继续写著中国史纲。1946年夏，他出任大孚出版公司总编辑，出版了中国史纲第二卷和中国史论集第二集。他撰文继续批判胡适，发表正在泛滥之史学的反动倾向等文。对北平一些注重考证、潜心学问的老史学家也作了批判，提出在今天的形势下“研究与运动不可偏废”即要把学术研究和反内战、反独裁、反老蒋的政治运动紧密地结合起来。不知道别人怎样看待他，而双重身份的翦伯赞是必须这样去做，一心二用。年行半百，头发半白。忙，穷，累，病，他都齐了。
1947年中国学生对社会动荡局势的关注和参与，成为一种以学潮为形式的斗争势态。4月，翦伯赞和张志让、周谷城、夏康农、吴泽、邓初民等名教授发起成立“上海市大学教授联谊会”5月初，他在父亲创办的现代新闻第一次座谈会上，以现阶段的民主运动为题做了发言（后载于该刊）。正在这个时刻，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二”血案，国民党政府使用暴力，对付请愿游行的学生。义愤填膺的翦伯赞连续写出学潮平议、为学生辩诬、陈东与靖康元年的太学生的伏阙三篇文章。
陈东与靖康元年的太学生的伏阙一文，说的是北宋末年发生在京城汴梁的一次太学生运动。那时，金兵南下，包围了汴梁。宋钦宗准备投降，罢斥主战派李纲。二月初五，即京都被围的第29日，陈东率太学生和京城居民十万余人拜伏于宫阙，向皇帝上书要求革除奸佞，起用主战派李纲。钦宗迫于压力，恢复了李纲等人的职务，金兵撤退——-翦伯赞在分析了这场古代学运的起因、经过与结果之后，写道：“学生在请愿的当时，总算平安度过，但当时的权奸并没有忘记昨天的仇恨。当请愿队伍解散以后，他们便开始对付学生太学生率众伏阙，意在生变，不可不治。”结局是显然的，也是必然的——此后，不断发生迫害太学生的事情，陈东被杀。
翦伯赞最后是这样总结的：“靖康元年的太学生伏阙，已经是八百年前的历史，但二月五日却是中国知识青年应该纪念的一个日子，陈东“也是八百年前的人物，但是这个人物也是中国知识青年应该学习的人物。”
文章登在7月1日出版的大学月刊上。刊物一出，夏康农就赶忙拿着它跑到联安坊，叫父亲先睹为快。
“好文章呀！”父亲读后，连声称赞。
感怀旧事之际，上海已是一片白色恐怖，民主人士成为迫害目标。据说单在10月份，上海、杭州、北平等八个城市，就有二千多人被杀，六万人列入黑名单。危险似乎比死亡还要可怕。民盟中央常委、西北总支负责人杜斌丞遇害的消息传来，父亲彻夜无眠。他把形势估计得很严重，立即命令母亲把我和姐姐终日关在家中，不准出门。经验老到的父亲，一向认为：在中国，进步是点点滴滴的，艰辛又缓慢；但要倒退起来，那肯定比坐飞机还要快了。别说是百姓，头脑聪慧的知识分子也多被搞得措手不及。
果然——10月22日民盟总部被特务包围。23日，中共上海地下党通知翦伯赞转移香港。
父亲走得晚些。怕我扭住他不让走。走的当日，特意带着我去看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电影，兴奋万分。看到电影里的好人受气受苦，我又泪流不止，完全忘记了身边的人和事。等出了电影院，竟发现父亲没有了。我嚎啕大哭，跌坐于地，谁劝都不行了。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