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坎里别是一般疼痛忆父亲与翦伯赞（4 / 12）
“入室弟子和一般授课，质量是大不一样的。”
郑天挺前脚刚走，翦伯赞即到北大赴任。上任之初，曾担心自己领导不好这样一个由三部分人（胡适旧部、蒋廷黻旧部、洪业旧部）合成的北大历史系教师队伍。但翦伯赞是统战高手，有调和鼎鼐的功夫。很快，系里的工作就上了轨道，大家相处也还不错。当然，经过院系调整，包括北大在内的高等院校之所以依据中共的意志恢复了秩序，还有另一层原因——那就是通过政治思想改造学习运动，批判亲美、崇美、恐美思想运动和三五反运动，高级知识分子已无人存有抗拒新领导的胆量和勇气了。再说，他们之中谁不想保住教授的饭碗呢？后来，父亲问向达。向达大叫冤枉，说：“谁敢给这四个人设鸿门宴！何况，我也不会去当舞剑之项庄哇。”
父亲认为向达讲的是老实话。
翦伯赞在行政领导工作方面还是顺利的，无论老、中、青，他都能善处。但教学业务方面则显现出和北大老教授的分歧。1952年秋季，系里讨论如何编写中国古代史教材讲稿。他主张按照自己的中国史纲的框架模式去编写，任何朝代都先讲经济基础，再述上层建筑；在上层建筑领域，先讲政治，再说军事、科技、文化。但不少教师心里是反对的，觉得凭空地先讲一些经济现象，反倒使历史的脉络变得模糊不清，应当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社会的各种因素揉和在一起，做综合性论述。为了让翦伯赞放弃自己的主张，聪明的邓广铭搬出了由斯大林亲自定稿的苏联官方颁布的一个关于怎样讲授历史的决议来。那上面明确写道：不要把历史讲成抽象的社会发展史，而是要严格依照历史的年代顺序，具体讲授那些丰富又具体的历史事实，历史现象，历史问题，历史人物等等。“苏联老大哥的权威毕竟高于翦伯赞的权威，这场争论就因此而结束了”[10]。
把宽阔宛转的历史之河，拉扯成一条干巴粗糙的社会发展线，其教学效果可想而知。我的好友、五十年代就读于北大历史系的曹女士说：“那时，老师讲中国古代史，总是经济基础、阶级斗争、农民起义那一套。讲文化很少，甚至不讲。但也有例外，邓广铭先生讲唐史，就介绍了元稹的会真记，还兴致勃勃地吟诵了其中的诗句——‘自从别后减容光，万转千回懒下床。不为旁人羞不起，为郎憔悴却羞郎。’同学们听得都入了神。我当时就把这首诗记住了，一记竟是四十多年。”
在把一部历史削成一根冷漠树干的时候，邓广铭的授课，无非是修复出纠缠的枝叶罢了。
翦氏夫妇搬到北大燕东园后，父亲去探望过他。
回得家来，父亲高兴地向我们描述了他的居所，说：“共产党给他的待遇不低呀！一幢小楼，有专车，有炊事员，有保姆，有秘书。我看，这是官员的规格，而非教授的享用。”但父亲又生发出另一番感叹：“中共对知识不见得重视，受重视的是政治。对人的评价也多是政治性的。”其实，中共给他的待遇还真是从政治出发。只不过那时的父亲，不知道翦伯赞是中共党员。
院系调整后，在知识界紧接着进行批判胡适、批判红楼梦、批判胡风的运动。北大处在这些运动的中心，高级知识分子谁也别想跑掉。尽管翦伯赞在解放前也撰文批判胡适，但对于这样一些带有思想清洗和政治迫害性质的运动，身为系主任的他只限于政治表态、口头发言。运动的领导组织工作，均由系党总支负责。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翦伯赞不能从容不迫且又游刃有余地协调和化解政治需要和学术良心之间的矛盾了。他毕竟是个学者、史学家。历史的思辨能力赋予他洞察现实的眼光，善良的本性让他保持着正直，而倔犟的脾气又驱动着他发出了属于自己却并不怎么符合政治要求的声音。
比如，1953年他在作“访苏（联）报告”时，说：“在卫国战争的严重时期，苏联的博物馆工作者，也没有停止科学研究工作，他们仍然积极进行考古的工作，研究艺术上的问题，并且不断地提出争取学位的论文，举行学术性的专题报告。”——显然，翦伯赞的这番话是针对中国高等教学机构和研究机构因政治运动而业务停摆的情况，有感而发。
又如，在1954年10月22日的一次院级领导会议上，他说：“关于学习苏联教学方法的问题，我原则上是同意的，但不是同意立刻按苏联办法全部实行，江（隆基）副校长提出的变通之法，我倒是赞成的（按：江隆基提出北大各系贯彻苏联教学法可分成三种类型——1全部实行；2部分实行3暂不实行）。有人说我工作做得少，但我夜里常常工作到十二点。不是为北大工作，也是在为国家工作。现在学校工作安排得太多了，影响了经常性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例如目前就有调整工资，修订教学大纲，批判胡适，成立教学研究会等工作，使群众感到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我建议：第一，不要为突击性工作影响经常性工作；第二，不要因为外来工作影响本位工作；第三，不要因为未来的工作影响目前各种教学工作。就好象天天研究如何吃饭，而实际上没有饭吃或吃得很少一样。”
他还说：“领导希望我们一步登天，学习苏联要‘愈像愈好’。”又说：“如果给了我们木船，我们还要汽船，那是我们保守。但如果不给船，要我们泅水过去，那就是领导冒进了。教务处说我们过去对教学的专门化注意不够是一个偏向，但我认为过去根本没有力量搞专门化。”
此言一出，四座皆惊。有人立即将他的谈话汇报上去。
可以说，在北大历史系，脚踏政治、学术两只圈子的翦伯赞在竭力维护和保持两者之间的平衡。这特别体现在对青年教师的培养上。他一方面引导他们学习马列主义的具体理论，另一方面则强调对历史资料的广泛搜集。几年下来，到了反右前夕，他领导的历史系已经有了一批业务优秀的教学人才和骨干。
1956年夏季，翦伯赞等人参加了全国人大代表在湖南省的视察。他专门考察了长沙市的文化教育工作，看得相当认真，但是越看越生气。为了说出一肚子的不满，在座谈会上他特意拉上身份却非同一般的章士钊。
翦伯赞的发言，可谓开门见山。他说：“我对文教工作大为不满。这方面缺点是省领导忙于经济建设，放松了对文教工作领导所造成的。例如，新湖南报就很少关于文化、艺术、教育等方面的报道，很单调（章士钊插话，说：对，对，我们要知道的，报上都没有）。新华书店尽是宣传品，自然科学书籍实在太少，连近代史资料都没有一套。考古和文物发掘、管理方面，文化局就没有管。文物发掘工作者发掘了七百箱文物，发掘后就封箱，所以考古工作者反映，这些文物是‘出土入土’。中山图书馆有五十万册书（一说六十万册），由于图书馆书库不够，分散在长沙、岳阳等地六、七处地方，有二十万册放在烈士公园一个要倒塌的潮湿房子里，有的放在河边潮湿的房子里。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保管的一部分宋版、抄本等极有价值的书，因为没有房子放，放在走廊上，任凭风吹雨打，一部分已经完了。据我了解，还有大批珍贵文物进了造纸厂和造铜厂。中山图书馆每月买书经费只一千多元，买不了好书，书库又少。图书馆几乎成了看连环画的儿童阅览室。因此，好像湖南人只要吃饭、吃肉，不要文化一样。”说这些话的时候，章士钊在一旁不住地点头。
他又接着说：“从教育方面来看，师范学院师生们反映图书不够，科学研究工作没有条件。小学更糟糕些。我看了一个最坏的小学，墙壁出水，地下出水，光线不好、没有操场，厕所靠近教室，许多小孩子因为没有一角六分钱买药，一肚子的蛔虫。其他中学、小学有的也不像学校的样子。”
一向喜欢民间艺术的翦伯赞谈到湖南地方戏情况，竟激动起来。他说：“戏剧工作最糟糕。艺人们反映，没有从人民政府那里得到一点帮助（指私营剧团），得到的只是轻视和侮辱（章士钊插话，说：是，是）。省文化局一个副科长曾对艺人说：‘戏子、王八、吹鼓手，都不是好人。’有的戏院都快倒了，下雨天真的不敢去看戏。有的化装室面对厕所。艺联戏院艺人住的宿舍是一间大而潮湿的房子。一个房子住几对夫妇，中间以蚊帐为界。有个剧团演文天祥，主角没有宿舍，睡在走廊上。一个得奖的年青女演员金国纯，很有天才。但每月收入只有十五元。这十五元她要买旦角用的粉、红。每月吃不到肉和蛋。有个清唱馆，平均每人每月收入四元。这个清唱馆名为公私合营，但公家却未管过。为什么不管呢？可能是其中有些过去是妓女（章士钊插话，说：因为文化局干部认为跟她们接触是可耻的）。就是妓女也要管，这并不可耻。总的来说，在戏剧界存在三个矛盾：国营与私营的矛盾；干部与群众的矛盾；艺术与生活的矛盾。这是领导上对艺术的政治教育作用了解不够所致。”
继而，他提及湖南的少数民族情况。翦伯赞是维吾尔人，对中国的民族问题既有历史研究，又保持着现实关怀。故此番视察，他去了有维族居住的地区。看后，心潮难平，语调沉重地说：“常德有一千多个维吾尔族人，有一个维吾尔清真寺，现在成烂泥坑。维吾尔人很伤心，曾经请示上级修理，但没有批准。这说明宪法上规定宗教信仰自由是假的！这次我去看了，心里很难过，但还是向他们解释了。有一个伊斯兰教小学，是我小时候读过书的地方。它现在和我以前读书时一样，没有增加过一片瓦、一根柱头，维吾尔人民说：不但没有添加，还有‘五不’来限制。‘五不’就是不增加班次，不增添房屋，不增加经费，不增加教员，不增加学生。这简直是要我们维吾尔族永远落后。这个‘五不’实在不应该。常德专署专员问我：‘这次撤区并乡，桃源枫树乡维吾尔族民族乡是否也可以撤消？’我坚决反对！撤区并乡不要太机械化了。我到老家桃源枫树乡去了。我去时，农民包围了我。我只接见了解放前后都是贫农的人。我一问生活，大家就哭，说没有饭吃，吃树皮、野菜、菜饼、糠。原因是去年定产太高，征收公粮后就缺粮。贫农就连糠也买不到，因为干部说：‘糠不卖，要喂猪！’（章士钊插话，说：人还不如猪）。全乡有三分之一的人没有饭吃。现在已经饿死了一个人。我问他们为什么不找干部，他们说怕干部‘戴钢盔’（即扣帽子）。有个老农民说：‘满清时候的官还让我们说话，现在干部反而不准我们讲。’（章士钊插话，说：现在还不如满清啦）。我在乡里给群众解释了党的政策，说共产党、毛主席是好的。农民说：‘共产党、毛主席好是好，就是吃不饱。’我看到的人，都是哭脸。乡里的房子越来越少，鸡犬无声。过去是机杼之声相闻，现在一切副业都取消了。乡干部作风太恶劣，得罪了所有的贫农。我看一定要撤职。他们给党带来了太不好的影响，应该加以挽回——上面的话，我发誓，没有一句夸大了的，而且我说的时候还没有农民那样激动。因为，我没有他们那样的情绪。当然这些话，我也不会拿到群众中去讲。”
最后，翦伯赞说：“我看有些人就有大汉族主义，不然，为何来个‘五不’呢？有大汉族主义，就会有狭隘的民族主义。虽然，两者都是反动的，但狭隘的民族主义是为了抵抗大民族主义产生的。取消民族乡，我就坚决反对。我要向中央民委反映这个意见。我是维吾尔族，我就有这种民族性格。”
翦伯赞讲完后，章士钊遂作简短补充：“文教部门我是同翦老去的。他讲的话，我都同意，只是繁简不同。总之，忙于经济建设，头绪纷纭。”言罢起身，语气很重地说：“官僚主义很严重，简直就是无政府状态！”
这个分量很重的视察发言，被很快整理成材料反映上去。
陪同视察的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秘书长则对别人说：“农民在和翦伯赞谈话时，可能有夸张，而翦伯赞不知道。”
一年后，即1957年的夏季，毛泽东发动了反右运动，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蜜月”正式结束。民盟、农工这两个民主党派，被毛泽东确认为运动的中心。身兼两党要职的父亲，自然被置放在运动中心的中心。自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后，父亲便到处接受批判。
批判会结束，身心疲惫不堪的他坐在沙发上发愣。愣上一阵子以后，又自语：“我怎么就错了？我这是错在哪里呀？”
无人回答。
一个下午，父亲对母亲说：“健生，我想请民盟的一些人，来家里坐坐谈谈。”
话说到这里，被母亲一口打断：“你还要座谈什么？”
母亲的激烈，令父亲吃惊。他瞪大眼睛，似乎想以同等激烈回敬母亲，但很快平静下来，苦笑着说：“你不要那么急呀，听我把话讲完。”
“你说吧。”母亲恢复了往昔的平和。 ↑返回顶部↑
郑天挺前脚刚走，翦伯赞即到北大赴任。上任之初，曾担心自己领导不好这样一个由三部分人（胡适旧部、蒋廷黻旧部、洪业旧部）合成的北大历史系教师队伍。但翦伯赞是统战高手，有调和鼎鼐的功夫。很快，系里的工作就上了轨道，大家相处也还不错。当然，经过院系调整，包括北大在内的高等院校之所以依据中共的意志恢复了秩序，还有另一层原因——那就是通过政治思想改造学习运动，批判亲美、崇美、恐美思想运动和三五反运动，高级知识分子已无人存有抗拒新领导的胆量和勇气了。再说，他们之中谁不想保住教授的饭碗呢？后来，父亲问向达。向达大叫冤枉，说：“谁敢给这四个人设鸿门宴！何况，我也不会去当舞剑之项庄哇。”
父亲认为向达讲的是老实话。
翦伯赞在行政领导工作方面还是顺利的，无论老、中、青，他都能善处。但教学业务方面则显现出和北大老教授的分歧。1952年秋季，系里讨论如何编写中国古代史教材讲稿。他主张按照自己的中国史纲的框架模式去编写，任何朝代都先讲经济基础，再述上层建筑；在上层建筑领域，先讲政治，再说军事、科技、文化。但不少教师心里是反对的，觉得凭空地先讲一些经济现象，反倒使历史的脉络变得模糊不清，应当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社会的各种因素揉和在一起，做综合性论述。为了让翦伯赞放弃自己的主张，聪明的邓广铭搬出了由斯大林亲自定稿的苏联官方颁布的一个关于怎样讲授历史的决议来。那上面明确写道：不要把历史讲成抽象的社会发展史，而是要严格依照历史的年代顺序，具体讲授那些丰富又具体的历史事实，历史现象，历史问题，历史人物等等。“苏联老大哥的权威毕竟高于翦伯赞的权威，这场争论就因此而结束了”[10]。
把宽阔宛转的历史之河，拉扯成一条干巴粗糙的社会发展线，其教学效果可想而知。我的好友、五十年代就读于北大历史系的曹女士说：“那时，老师讲中国古代史，总是经济基础、阶级斗争、农民起义那一套。讲文化很少，甚至不讲。但也有例外，邓广铭先生讲唐史，就介绍了元稹的会真记，还兴致勃勃地吟诵了其中的诗句——‘自从别后减容光，万转千回懒下床。不为旁人羞不起，为郎憔悴却羞郎。’同学们听得都入了神。我当时就把这首诗记住了，一记竟是四十多年。”
在把一部历史削成一根冷漠树干的时候，邓广铭的授课，无非是修复出纠缠的枝叶罢了。
翦氏夫妇搬到北大燕东园后，父亲去探望过他。
回得家来，父亲高兴地向我们描述了他的居所，说：“共产党给他的待遇不低呀！一幢小楼，有专车，有炊事员，有保姆，有秘书。我看，这是官员的规格，而非教授的享用。”但父亲又生发出另一番感叹：“中共对知识不见得重视，受重视的是政治。对人的评价也多是政治性的。”其实，中共给他的待遇还真是从政治出发。只不过那时的父亲，不知道翦伯赞是中共党员。
院系调整后，在知识界紧接着进行批判胡适、批判红楼梦、批判胡风的运动。北大处在这些运动的中心，高级知识分子谁也别想跑掉。尽管翦伯赞在解放前也撰文批判胡适，但对于这样一些带有思想清洗和政治迫害性质的运动，身为系主任的他只限于政治表态、口头发言。运动的领导组织工作，均由系党总支负责。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翦伯赞不能从容不迫且又游刃有余地协调和化解政治需要和学术良心之间的矛盾了。他毕竟是个学者、史学家。历史的思辨能力赋予他洞察现实的眼光，善良的本性让他保持着正直，而倔犟的脾气又驱动着他发出了属于自己却并不怎么符合政治要求的声音。
比如，1953年他在作“访苏（联）报告”时，说：“在卫国战争的严重时期，苏联的博物馆工作者，也没有停止科学研究工作，他们仍然积极进行考古的工作，研究艺术上的问题，并且不断地提出争取学位的论文，举行学术性的专题报告。”——显然，翦伯赞的这番话是针对中国高等教学机构和研究机构因政治运动而业务停摆的情况，有感而发。
又如，在1954年10月22日的一次院级领导会议上，他说：“关于学习苏联教学方法的问题，我原则上是同意的，但不是同意立刻按苏联办法全部实行，江（隆基）副校长提出的变通之法，我倒是赞成的（按：江隆基提出北大各系贯彻苏联教学法可分成三种类型——1全部实行；2部分实行3暂不实行）。有人说我工作做得少，但我夜里常常工作到十二点。不是为北大工作，也是在为国家工作。现在学校工作安排得太多了，影响了经常性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例如目前就有调整工资，修订教学大纲，批判胡适，成立教学研究会等工作，使群众感到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我建议：第一，不要为突击性工作影响经常性工作；第二，不要因为外来工作影响本位工作；第三，不要因为未来的工作影响目前各种教学工作。就好象天天研究如何吃饭，而实际上没有饭吃或吃得很少一样。”
他还说：“领导希望我们一步登天，学习苏联要‘愈像愈好’。”又说：“如果给了我们木船，我们还要汽船，那是我们保守。但如果不给船，要我们泅水过去，那就是领导冒进了。教务处说我们过去对教学的专门化注意不够是一个偏向，但我认为过去根本没有力量搞专门化。”
此言一出，四座皆惊。有人立即将他的谈话汇报上去。
可以说，在北大历史系，脚踏政治、学术两只圈子的翦伯赞在竭力维护和保持两者之间的平衡。这特别体现在对青年教师的培养上。他一方面引导他们学习马列主义的具体理论，另一方面则强调对历史资料的广泛搜集。几年下来，到了反右前夕，他领导的历史系已经有了一批业务优秀的教学人才和骨干。
1956年夏季，翦伯赞等人参加了全国人大代表在湖南省的视察。他专门考察了长沙市的文化教育工作，看得相当认真，但是越看越生气。为了说出一肚子的不满，在座谈会上他特意拉上身份却非同一般的章士钊。
翦伯赞的发言，可谓开门见山。他说：“我对文教工作大为不满。这方面缺点是省领导忙于经济建设，放松了对文教工作领导所造成的。例如，新湖南报就很少关于文化、艺术、教育等方面的报道，很单调（章士钊插话，说：对，对，我们要知道的，报上都没有）。新华书店尽是宣传品，自然科学书籍实在太少，连近代史资料都没有一套。考古和文物发掘、管理方面，文化局就没有管。文物发掘工作者发掘了七百箱文物，发掘后就封箱，所以考古工作者反映，这些文物是‘出土入土’。中山图书馆有五十万册书（一说六十万册），由于图书馆书库不够，分散在长沙、岳阳等地六、七处地方，有二十万册放在烈士公园一个要倒塌的潮湿房子里，有的放在河边潮湿的房子里。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保管的一部分宋版、抄本等极有价值的书，因为没有房子放，放在走廊上，任凭风吹雨打，一部分已经完了。据我了解，还有大批珍贵文物进了造纸厂和造铜厂。中山图书馆每月买书经费只一千多元，买不了好书，书库又少。图书馆几乎成了看连环画的儿童阅览室。因此，好像湖南人只要吃饭、吃肉，不要文化一样。”说这些话的时候，章士钊在一旁不住地点头。
他又接着说：“从教育方面来看，师范学院师生们反映图书不够，科学研究工作没有条件。小学更糟糕些。我看了一个最坏的小学，墙壁出水，地下出水，光线不好、没有操场，厕所靠近教室，许多小孩子因为没有一角六分钱买药，一肚子的蛔虫。其他中学、小学有的也不像学校的样子。”
一向喜欢民间艺术的翦伯赞谈到湖南地方戏情况，竟激动起来。他说：“戏剧工作最糟糕。艺人们反映，没有从人民政府那里得到一点帮助（指私营剧团），得到的只是轻视和侮辱（章士钊插话，说：是，是）。省文化局一个副科长曾对艺人说：‘戏子、王八、吹鼓手，都不是好人。’有的戏院都快倒了，下雨天真的不敢去看戏。有的化装室面对厕所。艺联戏院艺人住的宿舍是一间大而潮湿的房子。一个房子住几对夫妇，中间以蚊帐为界。有个剧团演文天祥，主角没有宿舍，睡在走廊上。一个得奖的年青女演员金国纯，很有天才。但每月收入只有十五元。这十五元她要买旦角用的粉、红。每月吃不到肉和蛋。有个清唱馆，平均每人每月收入四元。这个清唱馆名为公私合营，但公家却未管过。为什么不管呢？可能是其中有些过去是妓女（章士钊插话，说：因为文化局干部认为跟她们接触是可耻的）。就是妓女也要管，这并不可耻。总的来说，在戏剧界存在三个矛盾：国营与私营的矛盾；干部与群众的矛盾；艺术与生活的矛盾。这是领导上对艺术的政治教育作用了解不够所致。”
继而，他提及湖南的少数民族情况。翦伯赞是维吾尔人，对中国的民族问题既有历史研究，又保持着现实关怀。故此番视察，他去了有维族居住的地区。看后，心潮难平，语调沉重地说：“常德有一千多个维吾尔族人，有一个维吾尔清真寺，现在成烂泥坑。维吾尔人很伤心，曾经请示上级修理，但没有批准。这说明宪法上规定宗教信仰自由是假的！这次我去看了，心里很难过，但还是向他们解释了。有一个伊斯兰教小学，是我小时候读过书的地方。它现在和我以前读书时一样，没有增加过一片瓦、一根柱头，维吾尔人民说：不但没有添加，还有‘五不’来限制。‘五不’就是不增加班次，不增添房屋，不增加经费，不增加教员，不增加学生。这简直是要我们维吾尔族永远落后。这个‘五不’实在不应该。常德专署专员问我：‘这次撤区并乡，桃源枫树乡维吾尔族民族乡是否也可以撤消？’我坚决反对！撤区并乡不要太机械化了。我到老家桃源枫树乡去了。我去时，农民包围了我。我只接见了解放前后都是贫农的人。我一问生活，大家就哭，说没有饭吃，吃树皮、野菜、菜饼、糠。原因是去年定产太高，征收公粮后就缺粮。贫农就连糠也买不到，因为干部说：‘糠不卖，要喂猪！’（章士钊插话，说：人还不如猪）。全乡有三分之一的人没有饭吃。现在已经饿死了一个人。我问他们为什么不找干部，他们说怕干部‘戴钢盔’（即扣帽子）。有个老农民说：‘满清时候的官还让我们说话，现在干部反而不准我们讲。’（章士钊插话，说：现在还不如满清啦）。我在乡里给群众解释了党的政策，说共产党、毛主席是好的。农民说：‘共产党、毛主席好是好，就是吃不饱。’我看到的人，都是哭脸。乡里的房子越来越少，鸡犬无声。过去是机杼之声相闻，现在一切副业都取消了。乡干部作风太恶劣，得罪了所有的贫农。我看一定要撤职。他们给党带来了太不好的影响，应该加以挽回——上面的话，我发誓，没有一句夸大了的，而且我说的时候还没有农民那样激动。因为，我没有他们那样的情绪。当然这些话，我也不会拿到群众中去讲。”
最后，翦伯赞说：“我看有些人就有大汉族主义，不然，为何来个‘五不’呢？有大汉族主义，就会有狭隘的民族主义。虽然，两者都是反动的，但狭隘的民族主义是为了抵抗大民族主义产生的。取消民族乡，我就坚决反对。我要向中央民委反映这个意见。我是维吾尔族，我就有这种民族性格。”
翦伯赞讲完后，章士钊遂作简短补充：“文教部门我是同翦老去的。他讲的话，我都同意，只是繁简不同。总之，忙于经济建设，头绪纷纭。”言罢起身，语气很重地说：“官僚主义很严重，简直就是无政府状态！”
这个分量很重的视察发言，被很快整理成材料反映上去。
陪同视察的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秘书长则对别人说：“农民在和翦伯赞谈话时，可能有夸张，而翦伯赞不知道。”
一年后，即1957年的夏季，毛泽东发动了反右运动，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蜜月”正式结束。民盟、农工这两个民主党派，被毛泽东确认为运动的中心。身兼两党要职的父亲，自然被置放在运动中心的中心。自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后，父亲便到处接受批判。
批判会结束，身心疲惫不堪的他坐在沙发上发愣。愣上一阵子以后，又自语：“我怎么就错了？我这是错在哪里呀？”
无人回答。
一个下午，父亲对母亲说：“健生，我想请民盟的一些人，来家里坐坐谈谈。”
话说到这里，被母亲一口打断：“你还要座谈什么？”
母亲的激烈，令父亲吃惊。他瞪大眼睛，似乎想以同等激烈回敬母亲，但很快平静下来，苦笑着说：“你不要那么急呀，听我把话讲完。”
“你说吧。”母亲恢复了往昔的平和。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