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坎里别是一般疼痛忆父亲与翦伯赞（7 / 12）
临歧握手，曷胜依依。翦伯赞怆然道：“半山新村的日子没有了。”
父亲说：“我很感谢，很感谢。”
是夜，月色如镜。我懂事了，也失眠了。君臣之说，让我感到父亲的未来定是凶多吉少。
夜深了，只见父亲披衣而起，走到庭院，惶然四顾——明知眼前一片汪洋，却无所之。
是呀，自古以来中国文人的抱负都建立在君主的依附上。但对历代君主的认识和君臣关系构成的矛盾，又是他们事先缺乏思想准备的。包括像父亲、罗隆基这样的政治型文人，在参政前对君圣臣贤的关系也都存有不少想象的成分。而参政后，才在屡屡挫折中丢掉幻想——原来君与臣之间的不协调是绝对的。自己不是工具，便是点缀。所以，文人的责任感愈是强烈，遭到的打击也愈发的惨重。
翌日，父亲吃早饭时，情绪颇好。对母亲说：“希望已绝，人倒安心了。”
我听不大懂，遂问：“什么希望？”
“还想当个左派的希望呀！”说这话的时候，父亲脸上竟泛出微笑。
又过了两日。晚饭后，见父亲没有到庭院乘凉，摇扇。便跑到书房去看他，想拉他到院子里散步。
我一把将父亲看的德文书阖上，用嘴对着他的耳朵悄声说：“爸，我要告诉你一件事。”
“什么事？”
“那天翦伯伯和你在西屋的谈话，我都听见了。”
“你怎么听的？”
“还是偷听的呗！”
父亲无责言，亦无怒色。
我又说：“爸，翦伯伯会不会把那晚上的谈话，汇报给统战部？”
如冰水激肤，父亲的手有些颤抖。他用一片怜爱的目光打量着我，说：“也许会，也许不会。你想的这个问题，我居然没想到。”
我说：“我们同学里面，就兴思想汇报，而且专门汇报别人。”
书房里寂无声息，与父女为伴者，荧然一灯。我和父亲甚亲，而心甚戚。
父亲注意到，在7月14日——24日中国科学院召开的批判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即章（伯钧）罗（隆基）以民盟中央名义制定的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座谈会上，与父亲私交极深的院长兼会议主席郭沫若开口一个章（伯钧）罗（隆基），闭口一个章罗地批判着。而翦伯赞的通篇发言，一个右派的名字也没点。在发言结尾处，竟这样讲：“我们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包括我在内）在大鸣大放期间都说了一点，走了点火，虽然大小程度各有不同，是不是都算右派呢？不是的。我的动机目的是要搞好研究工作，对党提些意见，虽然过分一些，偏激一些，不要紧，只要动机是好的，不是想搞垮党，搞垮社会主义，相反的是想搞得更好，那么言者无罪，而且今后还可以讲”
到了9月18日，在由郭沫若主持的社会科学界批判右派的大会上，翦伯赞所做的题为右派在历史学方面的反社会主义活动的长篇发言里，调子大变。他说史学界“有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具有右派思想的人，他们一直是在不同程度上抗拒马克思主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这些人在过去几年中尚有所顾忌，在章罗联盟发动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前后，就明目张胆地发表了各种谬论，并假借学术名义对共产党进行政治性的攻击活动，彻底暴露了他的本来面目。”接着，他把揭发批判的矛头，对准了学术威望很高的雷海宗、向达以及荣孟源。[11]
那时的中国奉行“一边倒”政策。苏联什么都是对的，老大哥的什么东西都是好的。而雷海宗，这个在西南联大就出任历史系系主任的教授却不买账。他说：“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社会科学太薄弱，太贫乏。”“苏联历史科学水平之低，是惊人的。苏联学者的著作，在资本主义学术界看来连评论的资格也够不上，可以说不是科学作品。最近六十年来，世界（指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科学仍在不断的有新的发展，不断地增加新的材料，对旧的材料不断地有新的认识、新的解释。但这些对我们社会主义阵营的社会科学界来说，等于不存在。我们今天仍满足于六十年到一百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当时的认识条件和资料条件下对问题所做说的个别的语句。”还说：“中国知识分子一言不发的本领在全世界的历史上，可以考第一名。”进而又说，解放后出的书（指史学方面的书）“没有什么可看的，内容贫乏，逻辑混乱。没有什么学术价值，读了使脑筋僵化。”——雷海宗的言论，被翦伯赞指认为是“带着旧史学所属的阶级利益和最恶毒的敌意，向马克主义史学进行了疯狂的公开的进攻。”
翦伯赞批判的重点对象是同校同系执教的向达。他着重揭发了向达对党的领导的攻击性言论。揭发向达把中国科学院一些行政干部比喻成“张宗昌带兵”“既是外行又不信任人”；形容我们的“科学家是街头流浪者，呼之则来，挥之即去。”“而现在的史学界之所以奄奄一息是和范文澜的宗派主义分不开的。”尤其不能让翦伯赞容忍的是向达提出的解放后“历史学只有五朵金花”的观点。向达所指的五朵金花，就是中国历史分期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农民战争问题，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翦伯赞说向达讨厌这五朵花“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这五朵花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开出来的花朵。”或许是为了进一步揭示向达鄙视靠马列做学问的“阴暗心理”翦伯赞举例证明，说：“北大老教授汤用彤在魏晋南北朝佛教史再版时，做了个后记，里面说到自己‘试图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指出本书的缺点’。向达看了则说：‘这是降低身份。’”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向达所指的史学“五朵金花”无一不渗透着翦伯赞的心血。
专攻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荣孟源，是个老革命，且来自延安。翦伯赞对他的批判也同样无情。因为荣孟源的观点既牵涉到史学研究的方向和方法问题，也牵涉到翦伯赞自身的治学之本。荣孟源反对“以论带史”主张编年史要继承中国的历史传统，做到“直言无隐”他在建议编撰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资料一文里写道：“目前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除原始资料之外，多是夹叙夹议的论文。论文固然是必要的，但以论文来代替一切，那就妨害了历史科学的研究。”
翦伯赞虽为北大历史系系主任，但他一向关注全国史学界的走向和风气。他从雷海宗、向达、荣孟源的言论里，察觉到抵制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研究历史的动向。这样的问题，对翦伯赞而言，自属于大是大非了。从一种权威理论的自负出发，也要责无旁贷地为马列主义史学进行规范性解释。故翦伯赞激烈指责他们。
最后，翦伯赞表明自己是站在左派郭沫若一边。他说：“正像郭沫若院长所说的‘学术研究是一回事，假借学术研究的名义，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活动又是一回事，史学界的右派分子和具有右派思想的人所进行的活动，实质上不是学术活动，而是章罗联盟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阴谋的一部分。不是学术上的唯物与唯心之争，而是为了根本改变历史科学的方向向替资本主义的复辟铺平道路。”
光明日报对这个批判会做了报道。父亲读罢，对母亲说：“老翦的调门全变了，怕要保护自己过关吧！”又道：“何苦要借政治批判为自己的学术研究正名呢？揭发向达看不起自己的马列主义史学，能证明什么政治问题？这样就能抬高马列主义史学？我看效果是适得其反。倒叫那些老学者更瞧不起他了。”
与翦伯赞的行为表现相反，当雷海宗的右派言论揭发出来，并被人民日报加了按语发表后，北京大学的教授罗常培、游国恩乘着到天津出差的机会，特地去看望了他，表示慰问。游国恩还以俞平伯的经历，来宽慰情绪低落的雷海宗。
反右运动收场以后，父亲在全国政协礼堂碰到了向达。
面带歉疚之色的父亲，说：“都是我连累了你们这些做学问的人。” ↑返回顶部↑
父亲说：“我很感谢，很感谢。”
是夜，月色如镜。我懂事了，也失眠了。君臣之说，让我感到父亲的未来定是凶多吉少。
夜深了，只见父亲披衣而起，走到庭院，惶然四顾——明知眼前一片汪洋，却无所之。
是呀，自古以来中国文人的抱负都建立在君主的依附上。但对历代君主的认识和君臣关系构成的矛盾，又是他们事先缺乏思想准备的。包括像父亲、罗隆基这样的政治型文人，在参政前对君圣臣贤的关系也都存有不少想象的成分。而参政后，才在屡屡挫折中丢掉幻想——原来君与臣之间的不协调是绝对的。自己不是工具，便是点缀。所以，文人的责任感愈是强烈，遭到的打击也愈发的惨重。
翌日，父亲吃早饭时，情绪颇好。对母亲说：“希望已绝，人倒安心了。”
我听不大懂，遂问：“什么希望？”
“还想当个左派的希望呀！”说这话的时候，父亲脸上竟泛出微笑。
又过了两日。晚饭后，见父亲没有到庭院乘凉，摇扇。便跑到书房去看他，想拉他到院子里散步。
我一把将父亲看的德文书阖上，用嘴对着他的耳朵悄声说：“爸，我要告诉你一件事。”
“什么事？”
“那天翦伯伯和你在西屋的谈话，我都听见了。”
“你怎么听的？”
“还是偷听的呗！”
父亲无责言，亦无怒色。
我又说：“爸，翦伯伯会不会把那晚上的谈话，汇报给统战部？”
如冰水激肤，父亲的手有些颤抖。他用一片怜爱的目光打量着我，说：“也许会，也许不会。你想的这个问题，我居然没想到。”
我说：“我们同学里面，就兴思想汇报，而且专门汇报别人。”
书房里寂无声息，与父女为伴者，荧然一灯。我和父亲甚亲，而心甚戚。
父亲注意到，在7月14日——24日中国科学院召开的批判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即章（伯钧）罗（隆基）以民盟中央名义制定的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座谈会上，与父亲私交极深的院长兼会议主席郭沫若开口一个章（伯钧）罗（隆基），闭口一个章罗地批判着。而翦伯赞的通篇发言，一个右派的名字也没点。在发言结尾处，竟这样讲：“我们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包括我在内）在大鸣大放期间都说了一点，走了点火，虽然大小程度各有不同，是不是都算右派呢？不是的。我的动机目的是要搞好研究工作，对党提些意见，虽然过分一些，偏激一些，不要紧，只要动机是好的，不是想搞垮党，搞垮社会主义，相反的是想搞得更好，那么言者无罪，而且今后还可以讲”
到了9月18日，在由郭沫若主持的社会科学界批判右派的大会上，翦伯赞所做的题为右派在历史学方面的反社会主义活动的长篇发言里，调子大变。他说史学界“有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具有右派思想的人，他们一直是在不同程度上抗拒马克思主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这些人在过去几年中尚有所顾忌，在章罗联盟发动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前后，就明目张胆地发表了各种谬论，并假借学术名义对共产党进行政治性的攻击活动，彻底暴露了他的本来面目。”接着，他把揭发批判的矛头，对准了学术威望很高的雷海宗、向达以及荣孟源。[11]
那时的中国奉行“一边倒”政策。苏联什么都是对的，老大哥的什么东西都是好的。而雷海宗，这个在西南联大就出任历史系系主任的教授却不买账。他说：“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社会科学太薄弱，太贫乏。”“苏联历史科学水平之低，是惊人的。苏联学者的著作，在资本主义学术界看来连评论的资格也够不上，可以说不是科学作品。最近六十年来，世界（指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科学仍在不断的有新的发展，不断地增加新的材料，对旧的材料不断地有新的认识、新的解释。但这些对我们社会主义阵营的社会科学界来说，等于不存在。我们今天仍满足于六十年到一百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当时的认识条件和资料条件下对问题所做说的个别的语句。”还说：“中国知识分子一言不发的本领在全世界的历史上，可以考第一名。”进而又说，解放后出的书（指史学方面的书）“没有什么可看的，内容贫乏，逻辑混乱。没有什么学术价值，读了使脑筋僵化。”——雷海宗的言论，被翦伯赞指认为是“带着旧史学所属的阶级利益和最恶毒的敌意，向马克主义史学进行了疯狂的公开的进攻。”
翦伯赞批判的重点对象是同校同系执教的向达。他着重揭发了向达对党的领导的攻击性言论。揭发向达把中国科学院一些行政干部比喻成“张宗昌带兵”“既是外行又不信任人”；形容我们的“科学家是街头流浪者，呼之则来，挥之即去。”“而现在的史学界之所以奄奄一息是和范文澜的宗派主义分不开的。”尤其不能让翦伯赞容忍的是向达提出的解放后“历史学只有五朵金花”的观点。向达所指的五朵金花，就是中国历史分期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农民战争问题，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翦伯赞说向达讨厌这五朵花“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这五朵花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开出来的花朵。”或许是为了进一步揭示向达鄙视靠马列做学问的“阴暗心理”翦伯赞举例证明，说：“北大老教授汤用彤在魏晋南北朝佛教史再版时，做了个后记，里面说到自己‘试图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指出本书的缺点’。向达看了则说：‘这是降低身份。’”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向达所指的史学“五朵金花”无一不渗透着翦伯赞的心血。
专攻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荣孟源，是个老革命，且来自延安。翦伯赞对他的批判也同样无情。因为荣孟源的观点既牵涉到史学研究的方向和方法问题，也牵涉到翦伯赞自身的治学之本。荣孟源反对“以论带史”主张编年史要继承中国的历史传统，做到“直言无隐”他在建议编撰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资料一文里写道：“目前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除原始资料之外，多是夹叙夹议的论文。论文固然是必要的，但以论文来代替一切，那就妨害了历史科学的研究。”
翦伯赞虽为北大历史系系主任，但他一向关注全国史学界的走向和风气。他从雷海宗、向达、荣孟源的言论里，察觉到抵制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研究历史的动向。这样的问题，对翦伯赞而言，自属于大是大非了。从一种权威理论的自负出发，也要责无旁贷地为马列主义史学进行规范性解释。故翦伯赞激烈指责他们。
最后，翦伯赞表明自己是站在左派郭沫若一边。他说：“正像郭沫若院长所说的‘学术研究是一回事，假借学术研究的名义，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活动又是一回事，史学界的右派分子和具有右派思想的人所进行的活动，实质上不是学术活动，而是章罗联盟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阴谋的一部分。不是学术上的唯物与唯心之争，而是为了根本改变历史科学的方向向替资本主义的复辟铺平道路。”
光明日报对这个批判会做了报道。父亲读罢，对母亲说：“老翦的调门全变了，怕要保护自己过关吧！”又道：“何苦要借政治批判为自己的学术研究正名呢？揭发向达看不起自己的马列主义史学，能证明什么政治问题？这样就能抬高马列主义史学？我看效果是适得其反。倒叫那些老学者更瞧不起他了。”
与翦伯赞的行为表现相反，当雷海宗的右派言论揭发出来，并被人民日报加了按语发表后，北京大学的教授罗常培、游国恩乘着到天津出差的机会，特地去看望了他，表示慰问。游国恩还以俞平伯的经历，来宽慰情绪低落的雷海宗。
反右运动收场以后，父亲在全国政协礼堂碰到了向达。
面带歉疚之色的父亲，说：“都是我连累了你们这些做学问的人。”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