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九零章 最后的闹剧(十六)(2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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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是《国富论》、还是《重农自然秩序》,都是因为“重商主义”而催生出来的。
  反过来,如果没有英国的极致重商主义,那么就不会催生出自由贸易;如果没有法国的科尔贝尔主义,那么就不会催生出重农主义自然秩序论。
  大顺也一样。
  因为大顺对经济管的太少、甚至可以说之前吊毛都不管——这和蒙元对于地方的控制一样,可以认为说,这是项技术活,想管,但是没这能力,也管不明白。
  但是,论迹的话,就是没管。
  于是才催生出了浓厚的周礼学复古、荆公新学的复兴、盐铁论的再议。
  《易·丰》言: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
  《吕氏春秋》言:全则必缺,极则必反,盈则必亏。
  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国富论,是对英国极端重商主义的物极必反。
  自然秩序论,是对法国科尔贝尔主义的全则必缺。
  同样的,大顺这边的周礼学复古、霸道复兴、盐铁论再议,也是对明晚期开始的经济完全放任的盈则必亏。
  这是大背景。
  而具体到小环境,那就是废漕改海,导致了传说中沧海桑田的变迁,在短短二三十年内出现。
  在这种情况下,大顺的所谓精英阶层,怎么可能不把问题,往“物流成本”上想?
  物流成本,是不是大顺继续发展面临的问题?
  是。
  那么,物流成本,是不是大顺继续发展、资本主义继续萌芽成长唯一要解决的问题?
  不是。
  那为什么实学派里,不管是保守派还是激进派,都在盯着这个问题?都试图去解决刘玉说的“穷的去不起、资本不肯去”的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是在废漕改海后的经济学启蒙运动中,最容易被注意到的问题。
  没有学问,是一蹴而就的。
  亚当·斯密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鼻祖,不也只是提出了“绝对优势”,直到谷物法问题后这个问题无法解释了,才有李嘉图补充发展出来了“相对优势”?
  大顺这边的经济学启蒙运动,也是一样的。
  残缺的。
  片面的。
  需要补完的。
  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在继续发展、补完之前,大顺终究还是要继续塑造可以发现新问题的经济基础、塑造可以产生新的社会意识的社会存在。
  自由贸易的思潮,产生于国与国之间的贸易。 ↑返回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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