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7 / 10）
袭便意味者政治上的累世贵显。
世家大族在学术上的垄断严重影响了北方文化的传播，也阻碍了孤寒之士的仕进之途。《隋书·经籍志序》：
其中原则战争相寻，干戈是务。文教之盛，苻、姚而已。宋武入关，收其图籍，府库所有，才四千卷。……后魏始都燕、代，南略中原，粗收经史，未能全具。孝文迁都洛邑，借
书于齐，秘府之中，稍以充实。
丧乱之后，流离的典籍主要集中在世家大族的手中。崔亮入魏，兄崔光谓之曰“安能久事笔砚，而不往托李氏（陇西李冲）也？彼家饶书，因可得学”崔亮答以“安能看人眉眼”
[46]，李彪因渤海高闾“家富典籍”，“手抄口诵，不暇寝食”[47]。刘昼“恨里下少坟籍，便仗策入都，知太府少卿宋世良家多书，乃造焉”[48]。前引诸例中不乏一些具有士
族身份者，而普通寒士的际遇更等而下之。
学术的垄断必然造成学术本身的蜕化，在北朝大族中，真正有较高儒学造诣的大儒并不多见。太和改制后，名家大族在政治经济上获得了与鲜卑贵族同等的特权，贵游子弟可以凭
借门第轻易晋升高官显位，经学儒术也不再是他们唯一的晋身之途。于是，大族中家学的延续便呈式微之态。
太和改制后，北方的文化环境有了很大改观，儒学骤兴。《隋书·儒林传序》：
暨夫太和之后，盛修文教，缙绅硕学，济济盈朝，缝掖巨儒，往往杰出，其雅诰奥义，宋及齐、梁不能尚也。
《魏书·儒林传序》：
虽黉序未立，而经术弥显。时天下承平，学业大盛。故燕齐赵魏之间，横经著录，不可胜数。大者千余人，小者犹数百。州举茂异，郡贡孝廉，对扬王庭，每年逾众。
值得注意的是，北魏儒学的勃兴，其中心在私学而不在官学，“缝掖巨儒”也多不出自名门大族。北魏大儒徐遵明、张吾贵、刘兰等人都无显赫家世可称，《北史·儒林传》所见
诸人，或“门族寒陋”，或“家世贫贱”。授业者既不是名门显宦，生徒也非贵游子弟。《北齐书·儒林传》记述这些“负籍从宦之徒”的问学之状是“入闾里之内，乞食为资；
憩桑梓之阴，动逾千数”。
如果说魏齐周隋间儒学的授受内容尚恪守汉代以来的经学传统，那么儒学的传授方式则体现出全新的面貌。徐遵明先后师事屯留王聪、中山张吾贵、范阳孙买德；李铉从浮阳李周
仁受《毛诗》、《尚书》，从章武刘子猛受《礼记》，从常山房
受《周官》、《仪礼》，从渔阳鲜于灵虬受《左传》，时人有谚云：“青出蓝，蓝谢青，师何常，在明经。”北魏末年，学术中这种“师无常”的传授方式与汉魏大族政治下师徒
间那种严格的等级关系以及森严的家法迥然有别。
太和改制后北方游学之士的大量出现，其意义远远超出了学术的范畴，它反映出北朝世家大族在文化上的垄断地位已逐渐被打破，一个在政治上足以取代它的未来的官僚士大夫阶
层正在形成。“游学”乃是以“从宦”为目的，学子“州举茂异，郡贡孝廉，对扬王庭，每年逾众”[49]，直接威胁着世家大族的既得权位，尽管这种冲击在北魏末年还显得十分
微弱。从这个角度讲，南北朝后期真正意义上的寒士的兴起在北而不在南。
（五）士族与官僚：北朝世家大族的“官僚化”
南北朝后期，随着社会生产的逐渐发展和王权政治的不断巩固，中古士族在南方和北方都显现出衰落的趋势。但由于南北政治体制与社会环境的差异，南北士族演进的历史轨迹不
尽相同。如果说这一过程在南方体现为士庶界线的日益分明、士族队伍的不断缩小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士族集团的脆弱和孤立，那么北朝则表现为士庶界线的宽松、士族队伍的无限
膨胀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士族身份的蜕变。
前辈学者注意到：北魏用人，兼容并包，北方的士族制度的结构较为松散，不象南朝那样明显地分为两个层次[50]，这与北朝统治结构及社会背景密不可分。北魏政权建立的基础
是草原民族的武力征服，在相当一段时期内鲜卑贵族在政权中居于主导地位，汉族士人在统治集团中沦为配角，这一历史背景决定了北魏的统治逻辑是由政府选择士族，而不是由
世家大族自身来区别士庶。经过十六国及北魏初期的分化与调整，北朝士族门第逐步形成。新的等级序列与魏晋时期相较已有很大差别，《征士颂》所列的数十家大族中，可以确 ↑返回顶部↑
世家大族在学术上的垄断严重影响了北方文化的传播，也阻碍了孤寒之士的仕进之途。《隋书·经籍志序》：
其中原则战争相寻，干戈是务。文教之盛，苻、姚而已。宋武入关，收其图籍，府库所有，才四千卷。……后魏始都燕、代，南略中原，粗收经史，未能全具。孝文迁都洛邑，借
书于齐，秘府之中，稍以充实。
丧乱之后，流离的典籍主要集中在世家大族的手中。崔亮入魏，兄崔光谓之曰“安能久事笔砚，而不往托李氏（陇西李冲）也？彼家饶书，因可得学”崔亮答以“安能看人眉眼”
[46]，李彪因渤海高闾“家富典籍”，“手抄口诵，不暇寝食”[47]。刘昼“恨里下少坟籍，便仗策入都，知太府少卿宋世良家多书，乃造焉”[48]。前引诸例中不乏一些具有士
族身份者，而普通寒士的际遇更等而下之。
学术的垄断必然造成学术本身的蜕化，在北朝大族中，真正有较高儒学造诣的大儒并不多见。太和改制后，名家大族在政治经济上获得了与鲜卑贵族同等的特权，贵游子弟可以凭
借门第轻易晋升高官显位，经学儒术也不再是他们唯一的晋身之途。于是，大族中家学的延续便呈式微之态。
太和改制后，北方的文化环境有了很大改观，儒学骤兴。《隋书·儒林传序》：
暨夫太和之后，盛修文教，缙绅硕学，济济盈朝，缝掖巨儒，往往杰出，其雅诰奥义，宋及齐、梁不能尚也。
《魏书·儒林传序》：
虽黉序未立，而经术弥显。时天下承平，学业大盛。故燕齐赵魏之间，横经著录，不可胜数。大者千余人，小者犹数百。州举茂异，郡贡孝廉，对扬王庭，每年逾众。
值得注意的是，北魏儒学的勃兴，其中心在私学而不在官学，“缝掖巨儒”也多不出自名门大族。北魏大儒徐遵明、张吾贵、刘兰等人都无显赫家世可称，《北史·儒林传》所见
诸人，或“门族寒陋”，或“家世贫贱”。授业者既不是名门显宦，生徒也非贵游子弟。《北齐书·儒林传》记述这些“负籍从宦之徒”的问学之状是“入闾里之内，乞食为资；
憩桑梓之阴，动逾千数”。
如果说魏齐周隋间儒学的授受内容尚恪守汉代以来的经学传统，那么儒学的传授方式则体现出全新的面貌。徐遵明先后师事屯留王聪、中山张吾贵、范阳孙买德；李铉从浮阳李周
仁受《毛诗》、《尚书》，从章武刘子猛受《礼记》，从常山房
受《周官》、《仪礼》，从渔阳鲜于灵虬受《左传》，时人有谚云：“青出蓝，蓝谢青，师何常，在明经。”北魏末年，学术中这种“师无常”的传授方式与汉魏大族政治下师徒
间那种严格的等级关系以及森严的家法迥然有别。
太和改制后北方游学之士的大量出现，其意义远远超出了学术的范畴，它反映出北朝世家大族在文化上的垄断地位已逐渐被打破，一个在政治上足以取代它的未来的官僚士大夫阶
层正在形成。“游学”乃是以“从宦”为目的，学子“州举茂异，郡贡孝廉，对扬王庭，每年逾众”[49]，直接威胁着世家大族的既得权位，尽管这种冲击在北魏末年还显得十分
微弱。从这个角度讲，南北朝后期真正意义上的寒士的兴起在北而不在南。
（五）士族与官僚：北朝世家大族的“官僚化”
南北朝后期，随着社会生产的逐渐发展和王权政治的不断巩固，中古士族在南方和北方都显现出衰落的趋势。但由于南北政治体制与社会环境的差异，南北士族演进的历史轨迹不
尽相同。如果说这一过程在南方体现为士庶界线的日益分明、士族队伍的不断缩小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士族集团的脆弱和孤立，那么北朝则表现为士庶界线的宽松、士族队伍的无限
膨胀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士族身份的蜕变。
前辈学者注意到：北魏用人，兼容并包，北方的士族制度的结构较为松散，不象南朝那样明显地分为两个层次[50]，这与北朝统治结构及社会背景密不可分。北魏政权建立的基础
是草原民族的武力征服，在相当一段时期内鲜卑贵族在政权中居于主导地位，汉族士人在统治集团中沦为配角，这一历史背景决定了北魏的统治逻辑是由政府选择士族，而不是由
世家大族自身来区别士庶。经过十六国及北魏初期的分化与调整，北朝士族门第逐步形成。新的等级序列与魏晋时期相较已有很大差别，《征士颂》所列的数十家大族中，可以确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