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恩的通牒_6（1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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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发前的咖啡桌上铺满了电脑打印件，伯恩仔细研究着从中得出的结果，疲劳的双眼熬得直发痛。他弓着腰坐在那儿，已经分析了将近四个小时。他一心只想着五月花酒店里通向“胡狼”的那个关联，忘了时间，也忘了自己的“上线”这时候该来找他了。
第一组材料他暂且搁到了一边，那里头全是外国人，分别来自英国、意大利、瑞典、西德、日本和韩国。每个人都曾受到广泛的调查，以确保他们的证件真实有效，而他们入境的商业或个人理由也能被充分证实。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做了不少准备工作，每个外国人在职业与个人方面至少有五个担保者，都是信誉良好的个人或公司；所有人都与华盛顿地区的这类个人和公司保持着长期联系；没有任何人因作出虚假或值得怀疑的陈述而被记录在案。如果“胡狼”的人在他们中间——这很有可能——伯恩还需要更多的信息才能对名单进行提炼，仅凭面前的这叠打印稿还远远不够。也许这一组人还有必要重新研究，但这会儿他必须往下看。时间太少了！
在剩下的大约五百名美国住客之中，二百一十二人在一个或几个情报部门的资料库中有记录，大部分都是因为他们和政府有生意往来。但是，七十八人的原始文件上有不良评价。其中三十一人的问题与国内收入署有关，这意味着他们有销毁或伪造经济记录的嫌疑，而且（或许是）在瑞士或开曼岛拥有银行账户，以逃避税收。这些无名小卒根本就微不足道，只不过是一帮富有却不太聪明的窃贼；再者说，这样的“信使”在卡洛斯眼中，就像是避之惟恐不及的麻风病人。
这样还剩下四十七个可能。这些男人和女人（其中十一对看来是夫妻）在欧洲有广泛的关系，主要是和一些科技公司，以及相关的核工业与航天工业。他们都处于情报部门的密切关注之下，因为他们可能向东欧集团的掮客出售过机密信息，也就等于是卖给了莫斯科。在这四十七名可能对象之中，有十二个人最近去过苏联——这一打人都可以勾掉。对国家安全委员会（亦称克格勃）来说，“胡狼”比教皇还要讨厌。伊里奇·拉米雷斯·桑切斯，也就是后来的杀手卡洛斯，曾经在苏联诺夫哥罗德的美国基地受训。在那个地方，街道旁遍布着美国的加油站、杂货店、时装店和汉堡王快餐厅，每个人说的都是口音各异的美式或英式英语——禁止用俄语——只有通过美国基地的培训科目，才能够参加下一阶段的渗透者训练。“胡狼”确实通过了培训，但克格勃后来发现，这位委内瑞拉革命青年碰到任何不合意的事都只有一种解决办法：用暴力手段将其消灭。这种做法，连手段残忍的格别乌的继任者们都无法接受。桑切斯被驱逐出境，“胡狼”卡洛斯随之诞生。去过苏联的十二个人不用再考虑了，那个杀手不可能跟他们联系，因为苏联情报部门的所有分支机构仍然在奉行一条命令：一旦追踪到卡洛斯，就毙掉他。诺夫哥罗德的秘密，要不惜一切代价去保护。
这样一来，可能的对象被缩小到了三十五人，酒店登记表显示其中有九对夫妇、四个单身女人，还有十三个单身男人。从数据库中打印出的原始文件，详细描述了导致每一个人得到不良评价的事实与猜测。实际上，文件中的猜测远远多于事实，而且猜测的依据往往是仇家或竞争对手带着敌意的评论。不过，这其中的每一个人都要仔细研究，哪怕有许多家伙很令人厌恶；因为这些信息中可能含有一个字、一个词、一个地点，或者是一个举动，而那就是通向卡洛斯的关联。
骤然响起的电话铃分散了伯恩的注意力。听到这刺耳、扰人的响声，他眨了眨眼，仿佛是要确定声音来自何处。随即，他从沙发上一跃而起，奔向桌子，在铃响第三声时拿起了电话。
“喂？”
“我是亚历山大。我在楼下呢，从街上打过来的。”
“你上来吗？”
“我可不会从那个大堂上来。我跟今天下午临时雇来的一个门卫说好了，从酒店工作人员的入口走。”
“你要把所有的垒都守住，对吧？”
“我想守的垒多着呢，这几个还远远不够，”亚历山大·康克林答道，“这可不是平时打棒球。过几分钟见。我只敲一声。”
挂上电话，伯恩坐回长沙发和打印件跟前，取出三份引起他注意的材料。这并不是说材料中有任何让人联想到“胡狼”的东西，因为它们根本引不起这种联想；相反，他关注的倒是一些看似随意的数据，它们或许能将这三个表面上毫不相干的人联系在一起。从这三个美国人的护照来看，八个月以前他们都曾飞抵费城国际机场，日期相隔不到六天。二女一男，两个女的分别从马拉喀什和里斯本飞来，男的则来自西柏林。一个女的是室内设计师，去那座摩洛哥古城是要搜集素材；另一个女的是大通银行国外部的经理；男的是麦克唐纳道格拉斯公司的航空工程师，暂时借调给空军服务。这三个人显然差异极大，从事的职业也截然不同，他们怎么会在相差不到一周的时间内来到同一座城市？是巧合吗？完全有这个可能；但美国境内有那么多国际机场——纽约、芝加哥、洛杉矶、迈阿密这几处机场的旅客最多——这样的巧合似乎不太可能发生在费城国际机场。还有一件更为奇怪、也更不可能的事：八个月之后，同样的三个人又在同一时间，住在华盛顿的同一家酒店。伯恩心想，不知道亚历山大听到这个情况会怎么说。
“我正在调这三个人的档案。”亚历山大·康克林一屁股坐进长沙发和打印件对面的那把扶手椅。
“你已经知道了？”
“这不难分析。当然，用电脑来搜索就更容易了。”
“你就不能在材料里头夹张纸条？我从八点起就一直在玩命地看这些东西。”
“我起初没发现它——他们——到了九点钟之后才看出来。而且我不想从弗吉尼亚给你打电话。”
“又出现了别的情况，是不是？”伯恩坐到沙发上，又一次急切地倾过了身子。
“没错，而且还糟得要命。”
“梅杜莎？”
“比我想的还要糟。更糟的是，我竟然没想到它会这么糟。”
“你这话好拗口。”
“不是拗口，是挠心，”退休情报官反驳说，“我该从哪儿说起？……五角大楼采办部门？联邦贸易委员会？咱们在伦敦的大使？还是北约的总司令？”
“我的天……！”
“哦，还有一个更厉害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主席怎么样？”
“天哪，这是个什么组织啊？五大臣么？”
“这名字太学究了，大学者博士。你得往共谋那方面想；深藏不露、掩人耳目的共谋，经过这么多年以后这种关系仍未断绝，仍在继续进行。他们身在高层，而且彼此保持着联络。为什么？”
“他们的目的是什么？有什么目标？” ↑返回顶部↑
长沙发前的咖啡桌上铺满了电脑打印件，伯恩仔细研究着从中得出的结果，疲劳的双眼熬得直发痛。他弓着腰坐在那儿，已经分析了将近四个小时。他一心只想着五月花酒店里通向“胡狼”的那个关联，忘了时间，也忘了自己的“上线”这时候该来找他了。
第一组材料他暂且搁到了一边，那里头全是外国人，分别来自英国、意大利、瑞典、西德、日本和韩国。每个人都曾受到广泛的调查，以确保他们的证件真实有效，而他们入境的商业或个人理由也能被充分证实。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做了不少准备工作，每个外国人在职业与个人方面至少有五个担保者，都是信誉良好的个人或公司；所有人都与华盛顿地区的这类个人和公司保持着长期联系；没有任何人因作出虚假或值得怀疑的陈述而被记录在案。如果“胡狼”的人在他们中间——这很有可能——伯恩还需要更多的信息才能对名单进行提炼，仅凭面前的这叠打印稿还远远不够。也许这一组人还有必要重新研究，但这会儿他必须往下看。时间太少了！
在剩下的大约五百名美国住客之中，二百一十二人在一个或几个情报部门的资料库中有记录，大部分都是因为他们和政府有生意往来。但是，七十八人的原始文件上有不良评价。其中三十一人的问题与国内收入署有关，这意味着他们有销毁或伪造经济记录的嫌疑，而且（或许是）在瑞士或开曼岛拥有银行账户，以逃避税收。这些无名小卒根本就微不足道，只不过是一帮富有却不太聪明的窃贼；再者说，这样的“信使”在卡洛斯眼中，就像是避之惟恐不及的麻风病人。
这样还剩下四十七个可能。这些男人和女人（其中十一对看来是夫妻）在欧洲有广泛的关系，主要是和一些科技公司，以及相关的核工业与航天工业。他们都处于情报部门的密切关注之下，因为他们可能向东欧集团的掮客出售过机密信息，也就等于是卖给了莫斯科。在这四十七名可能对象之中，有十二个人最近去过苏联——这一打人都可以勾掉。对国家安全委员会（亦称克格勃）来说，“胡狼”比教皇还要讨厌。伊里奇·拉米雷斯·桑切斯，也就是后来的杀手卡洛斯，曾经在苏联诺夫哥罗德的美国基地受训。在那个地方，街道旁遍布着美国的加油站、杂货店、时装店和汉堡王快餐厅，每个人说的都是口音各异的美式或英式英语——禁止用俄语——只有通过美国基地的培训科目，才能够参加下一阶段的渗透者训练。“胡狼”确实通过了培训，但克格勃后来发现，这位委内瑞拉革命青年碰到任何不合意的事都只有一种解决办法：用暴力手段将其消灭。这种做法，连手段残忍的格别乌的继任者们都无法接受。桑切斯被驱逐出境，“胡狼”卡洛斯随之诞生。去过苏联的十二个人不用再考虑了，那个杀手不可能跟他们联系，因为苏联情报部门的所有分支机构仍然在奉行一条命令：一旦追踪到卡洛斯，就毙掉他。诺夫哥罗德的秘密，要不惜一切代价去保护。
这样一来，可能的对象被缩小到了三十五人，酒店登记表显示其中有九对夫妇、四个单身女人，还有十三个单身男人。从数据库中打印出的原始文件，详细描述了导致每一个人得到不良评价的事实与猜测。实际上，文件中的猜测远远多于事实，而且猜测的依据往往是仇家或竞争对手带着敌意的评论。不过，这其中的每一个人都要仔细研究，哪怕有许多家伙很令人厌恶；因为这些信息中可能含有一个字、一个词、一个地点，或者是一个举动，而那就是通向卡洛斯的关联。
骤然响起的电话铃分散了伯恩的注意力。听到这刺耳、扰人的响声，他眨了眨眼，仿佛是要确定声音来自何处。随即，他从沙发上一跃而起，奔向桌子，在铃响第三声时拿起了电话。
“喂？”
“我是亚历山大。我在楼下呢，从街上打过来的。”
“你上来吗？”
“我可不会从那个大堂上来。我跟今天下午临时雇来的一个门卫说好了，从酒店工作人员的入口走。”
“你要把所有的垒都守住，对吧？”
“我想守的垒多着呢，这几个还远远不够，”亚历山大·康克林答道，“这可不是平时打棒球。过几分钟见。我只敲一声。”
挂上电话，伯恩坐回长沙发和打印件跟前，取出三份引起他注意的材料。这并不是说材料中有任何让人联想到“胡狼”的东西，因为它们根本引不起这种联想；相反，他关注的倒是一些看似随意的数据，它们或许能将这三个表面上毫不相干的人联系在一起。从这三个美国人的护照来看，八个月以前他们都曾飞抵费城国际机场，日期相隔不到六天。二女一男，两个女的分别从马拉喀什和里斯本飞来，男的则来自西柏林。一个女的是室内设计师，去那座摩洛哥古城是要搜集素材；另一个女的是大通银行国外部的经理；男的是麦克唐纳道格拉斯公司的航空工程师，暂时借调给空军服务。这三个人显然差异极大，从事的职业也截然不同，他们怎么会在相差不到一周的时间内来到同一座城市？是巧合吗？完全有这个可能；但美国境内有那么多国际机场——纽约、芝加哥、洛杉矶、迈阿密这几处机场的旅客最多——这样的巧合似乎不太可能发生在费城国际机场。还有一件更为奇怪、也更不可能的事：八个月之后，同样的三个人又在同一时间，住在华盛顿的同一家酒店。伯恩心想，不知道亚历山大听到这个情况会怎么说。
“我正在调这三个人的档案。”亚历山大·康克林一屁股坐进长沙发和打印件对面的那把扶手椅。
“你已经知道了？”
“这不难分析。当然，用电脑来搜索就更容易了。”
“你就不能在材料里头夹张纸条？我从八点起就一直在玩命地看这些东西。”
“我起初没发现它——他们——到了九点钟之后才看出来。而且我不想从弗吉尼亚给你打电话。”
“又出现了别的情况，是不是？”伯恩坐到沙发上，又一次急切地倾过了身子。
“没错，而且还糟得要命。”
“梅杜莎？”
“比我想的还要糟。更糟的是，我竟然没想到它会这么糟。”
“你这话好拗口。”
“不是拗口，是挠心，”退休情报官反驳说，“我该从哪儿说起？……五角大楼采办部门？联邦贸易委员会？咱们在伦敦的大使？还是北约的总司令？”
“我的天……！”
“哦，还有一个更厉害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主席怎么样？”
“天哪，这是个什么组织啊？五大臣么？”
“这名字太学究了，大学者博士。你得往共谋那方面想；深藏不露、掩人耳目的共谋，经过这么多年以后这种关系仍未断绝，仍在继续进行。他们身在高层，而且彼此保持着联络。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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