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二十章（2 / 3）
朱元璋认真听取了太子的意见，正想有所作为的时候，太子却在这个时候病了，御医诊断说是由于太子巡查过于劳累而病倒了。
这个时候的朱元璋一心在儿子身上，心中十分悔恨让太子去巡查，因此迁都的事儿就这样被耽搁下来了。
不久太子去世，后又发生了蓝玉案，紧接着朱樉、朱棡去世，年老的朱元璋再也没有精力想着迁都了。
而建文帝，上位之后实在是没有迁都这个心思，一心都在如此在自己的那些叔伯手里将封地给讨回来，完全没有实现大明迁移的这个想法。
就这么拖着拖着，直接来到了永乐年间。
“北元没有被解决，终究是心头大患！”
对于北元，朱元璋一直都是忌惮的，可以说，北元不灭，朱元璋就不会放下。
“按着孙儿的想法，爷爷还不如直接破釜沉舟，直接将咱大明的都城搬到北方去。”
“……？”
“爷爷，您想，要是我们老朱家都将家给搬到北方了，那那些朝廷百官们是不是也要跟着我们一起过去？而那些世家大族们也一定要在北方建立驻地，一步一步地，北方的经济自然也就被带动起来了。”
作为一个政权存在的基础，都城对于我国封建王朝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既是王朝广大疆域的神经中枢，也是一个王朝合法性的象征。
五千多年文明史，两千多年王朝史，封建王朝你方唱罢我登场，而都城也随着王朝的兴衰荣辱而历经千年，都城不仅仅是王朝的见证者，也是文明火种的守护者。
仔细研究华夏历史的话，你就会发现历史上各个朝代的王朝都城位置是不断变化的，而且呈现出东西循环、南北往复的特点。
殷商至隋唐的2400年里，中国封建王朝的都城都离不开黄河流域。
具体而言、早期统治黄河中下游绝大部分地区的夏、商、周王朝，发轫于黄河中游或下游的上端，其理想的都城当在这个地区。
正如《史记：货殖列传》所说：“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
这句话中的三河就是今天晋南、豫北和洛阳地区，这里农业起源很早，地位居中，是理想的建都所在。
秦统一六国后，王朝疆城空前扩大，选择都城位置需要考虑的条件就复杂了。
汉朝建都关中长安则是参考了娄敬、张良两人的意见：
一是经济条件。关中土地膏腰，沃野千里，为天府之国，万一山东有乱，关中的物资足以供应顺流而下的王师。
二是形胜条件。关中被山带河，有四塞之固，左崤函，右陇蜀，三面可守，独一面东制诸侯，可进可退，可攻可守。
三是交通条件。地居上游，犹高屋建筑，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
武帝时降服匈奴，控制西域地区，都与建都长安便于经营西北和制服山东、既利于制内，又便于御外有关。
隋唐时期形势与西汉相似，关中平原仍是沃野之地，隋唐政权建立之初，都有对付山东割据势力和防御西北突默入侵的任务、同时隋唐统治集团起于关陇地区，长安当然是理想的建都所在。
但长安作为全国性首都，自中唐以后渐显露其不利的一面，首先是地理位置偏西，距离经济最发达的黄河下游平原稍远了些。
唐代在安史之乱以前，财政收入主要依靠黄河下游平原，安史之乱后河北地区藩镇割据，赋税不入中央，京师所需物资大多仰给数千里外的东南地区，长安的地理位置显得更为偏西了。
晚唐开始江南经济开始兴起，同时中原王朝的外患已经不再来自西北，而是来自东北的契丹以及后来的女真、蒙古，河北地区军事地位日益上升，长安在制内御外方面的作用丧失，所以自五代朱全忠迁都洛阳后，长安从此再也没有恢复过首都的地位。
洛阳在经济、军事两方面虽不如长安，盆地狭小，不如关中平原肥沃广袤，不及关中险要，但其长处是地居古代中国天下之中，四方交通荟萃之地。
东汉光武帝刘秀定都洛阳，与他极力要控制河北有关。
曹魏为了对付西南的蜀汉和东南的孙吴，北魏为了并吞南朝，洛阳的位置显然优于长安。 ↑返回顶部↑
这个时候的朱元璋一心在儿子身上，心中十分悔恨让太子去巡查，因此迁都的事儿就这样被耽搁下来了。
不久太子去世，后又发生了蓝玉案，紧接着朱樉、朱棡去世，年老的朱元璋再也没有精力想着迁都了。
而建文帝，上位之后实在是没有迁都这个心思，一心都在如此在自己的那些叔伯手里将封地给讨回来，完全没有实现大明迁移的这个想法。
就这么拖着拖着，直接来到了永乐年间。
“北元没有被解决，终究是心头大患！”
对于北元，朱元璋一直都是忌惮的，可以说，北元不灭，朱元璋就不会放下。
“按着孙儿的想法，爷爷还不如直接破釜沉舟，直接将咱大明的都城搬到北方去。”
“……？”
“爷爷，您想，要是我们老朱家都将家给搬到北方了，那那些朝廷百官们是不是也要跟着我们一起过去？而那些世家大族们也一定要在北方建立驻地，一步一步地，北方的经济自然也就被带动起来了。”
作为一个政权存在的基础，都城对于我国封建王朝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既是王朝广大疆域的神经中枢，也是一个王朝合法性的象征。
五千多年文明史，两千多年王朝史，封建王朝你方唱罢我登场，而都城也随着王朝的兴衰荣辱而历经千年，都城不仅仅是王朝的见证者，也是文明火种的守护者。
仔细研究华夏历史的话，你就会发现历史上各个朝代的王朝都城位置是不断变化的，而且呈现出东西循环、南北往复的特点。
殷商至隋唐的2400年里，中国封建王朝的都城都离不开黄河流域。
具体而言、早期统治黄河中下游绝大部分地区的夏、商、周王朝，发轫于黄河中游或下游的上端，其理想的都城当在这个地区。
正如《史记：货殖列传》所说：“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
这句话中的三河就是今天晋南、豫北和洛阳地区，这里农业起源很早，地位居中，是理想的建都所在。
秦统一六国后，王朝疆城空前扩大，选择都城位置需要考虑的条件就复杂了。
汉朝建都关中长安则是参考了娄敬、张良两人的意见：
一是经济条件。关中土地膏腰，沃野千里，为天府之国，万一山东有乱，关中的物资足以供应顺流而下的王师。
二是形胜条件。关中被山带河，有四塞之固，左崤函，右陇蜀，三面可守，独一面东制诸侯，可进可退，可攻可守。
三是交通条件。地居上游，犹高屋建筑，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
武帝时降服匈奴，控制西域地区，都与建都长安便于经营西北和制服山东、既利于制内，又便于御外有关。
隋唐时期形势与西汉相似，关中平原仍是沃野之地，隋唐政权建立之初，都有对付山东割据势力和防御西北突默入侵的任务、同时隋唐统治集团起于关陇地区，长安当然是理想的建都所在。
但长安作为全国性首都，自中唐以后渐显露其不利的一面，首先是地理位置偏西，距离经济最发达的黄河下游平原稍远了些。
唐代在安史之乱以前，财政收入主要依靠黄河下游平原，安史之乱后河北地区藩镇割据，赋税不入中央，京师所需物资大多仰给数千里外的东南地区，长安的地理位置显得更为偏西了。
晚唐开始江南经济开始兴起，同时中原王朝的外患已经不再来自西北，而是来自东北的契丹以及后来的女真、蒙古，河北地区军事地位日益上升，长安在制内御外方面的作用丧失，所以自五代朱全忠迁都洛阳后，长安从此再也没有恢复过首都的地位。
洛阳在经济、军事两方面虽不如长安，盆地狭小，不如关中平原肥沃广袤，不及关中险要，但其长处是地居古代中国天下之中，四方交通荟萃之地。
东汉光武帝刘秀定都洛阳，与他极力要控制河北有关。
曹魏为了对付西南的蜀汉和东南的孙吴，北魏为了并吞南朝，洛阳的位置显然优于长安。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