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一（2 / 3）
萧麒收起手里的短铳说道。听着父亲家长里短的嘱咐，萧麒心里好歹也好受一点，至少父亲还有能力在这里跟他家长里短，失去父亲的恐惧和慌张退潮一般退去之后，萧麒那高速跳动的心脏这才渐渐恢复了正常。
看着父亲被侍卫搀扶上马车，萧麒秀美的眼睛中也渐渐散去了不快，不管刺客给自己的身体带来了如何的伤痛，不管萧惕守犯下了多大的罪行。总而言之这个家只要父亲在，还算是完整的，萧麒就从内心由衷地感到欣慰了。
建昌二年二月初九，契丹黎部、吐六于部首领勾结耶律阿保机派萧惕守带来的死士欲刺杀萧讷温，夺取阿里拔氏汗位。被皇后萧麒识破，刺杀失败。随即，在萧惕守的鼓惑下，契丹黎部、吐六于部首领带着自己的亲卫在城中提前作乱，企图夺取城池。
黄承率府兵连夜平叛。很快，作乱的首领述律完和兀欲被部下所擒，另一个头目萧惕守“侥幸”逃脱。翌日凌晨，通辽城被匆匆赶来的三万挞马军和两万飞鸦军联军，总计五万人马团团包围，耶律阿保机得知大辽皇后萧麒等人被困城中，守军不过府兵三千，立刻发动了攻城战，企图一举拿下通辽。
双方陷入苦战。战斗最激烈时，萧麒亲自率领女子亲卫队登上城墙作战。挞马军几次攻上城墙，最终被火枪队击退。一连七天的苦战，双方的损失都非常惨重，眼见通辽城墙岌岌可危，通辽城内的老百姓自发起来协助官军守城。正当危机时刻，负责平叛的龙源府刺使郑广、黄龙府守备于横共率领的两万府兵平定了渤海国贵族叛乱后，已赶到了通辽救援，前锋已经抵达三十里外。
忽闻斥候报告，阿保机麾下众将大惊失色，如此全国性的叛乱，原以为会拖上两三个月，谁知不到一个月辽军就平定了叛乱。还能够这么快前来支援通辽。阿保机再看看自己的五万人马已经精疲力尽，众军将听闻敌人援军来时，明显士气大落。
“错失良机啊！”耶律阿保机忍不住仰天长叹。
继续攻打通辽城都已经不可能成功，心中不甘的耶律阿保机无奈撤兵。翌日，即二月十六日，耶律阿保机和李克用的联军连夜撤往草原，通辽城安然无恙，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三日后，辽皇黄浩亲率五千禁卫军赶到通辽。
平定叛乱之后，黄浩亲自主持平叛后的善后，对参与叛乱的各部落贵族绝不容情，如述律完和兀欲等黎部、吐六于部首领，以及这次参与叛乱的渤海国贵族，被公开审判后处斩，其部众和土地也被赏赐给了积极参与平叛的各部族首领。
这次国内的动乱也让黄浩意识到朝廷光靠羊毛利益并不能够完全控制住草原部落。毕竟这还是个愚昧的时代，大部分的牧民还需要依附在部族身上生存，过去的方法有些简单粗暴，直接剥夺了部落首领的利益，这才引起了这场涉及到全国的动乱，给了迭剌契丹和李克用可乘之机。
从秦朝到唐末，对于华夏帝国的统治者而言，边疆中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游牧民族突然兴起一个新的势力，威胁农耕民族的生存匈奴，突厥都是这样的例子。
草原上崇尚胜者为王，为了争夺草场向来动荡不安，相互吞并，只要出现一两个雄主，往往会诞生像契丹一样的强大势力出来。后来的成吉思汗也是这种背景下诞生出来的。只有保证了草原上的安定，才能够保证全国的安定，那如何保证游牧民族地区的安定呢？
从秦朝到唐朝，“以夷制夷”是中原王朝对付游牧民族侵袭的重要手段，甚至比军事手段更常用，也更有效。原因是军事手段的成本实在太高，而以夷制夷则有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不管面对多么强大的游牧民族，中原王朝只要先安抚，稳住对方，然后以拖待变。时间一长游牧民族内部自然会因首领继承权问题产生动荡，甚至内乱，然后中原王朝就可以趁机推波助澜，接下来就拉一部分打一部分，以最小代价获取最大的胜利。
黄浩一时间也想不出什么太好的办法来。这次平叛，像萧讷温这样的有功之臣在各族之中也有很多，如何奖励这一部分人也是一个问题。思来想去，黄浩干脆效仿清朝时候的办法，在草原上实行的“分而治之”的政策。
说到底，就是将所有附庸在辽国的游牧部落分成了八个旗，把那些大大小小的部落分别归属到各旗名下。由皇帝亲自任命旗主管理各旗事务。并且朝廷颁布法令做出了限制，禁止各旗越界，这样可以控制八旗的规模。
不仅是契丹族，就连女真、奚人、高句丽等族也被黄浩划归到各旗名下，黄浩之所以这样做，就是绝不允许任何一个单一的民族成为单独的一旗。他将各族部落分别归属各个旗主分别管理，这样各旗也互相不牵连，将原本强大的势力如契丹这样的势力分散开，削弱了其势力的同时，也方便了朝廷对游牧部落的统治。
而在宗教政策方面，则是“兴佛教”，以安抚住各游牧民族。其实说好听点可以叫做是安抚，但换种说法来说，这其实也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上对游牧民族的一种统治，因为宗教，一直是最好的精神控制工具，而且这种影响往往是潜移默化的，这远比政治来的更有效果，也更容易被接受。
唐朝佛教已经兴起。而草原各部最为信仰的宗教是萨满教，但是在传承的过程之中，由于佛教的兴起，萨满教却逐渐露出了颓势，很多部落首领开始信奉佛教，比如契丹人，他们的萨满教多多少少受了一点佛教的影响。这使得佛教后来居上，逐渐取得了的宗教统治地位，有了一定的市场。
这次平叛之后，黄浩打算扶持佛教，利用宗教对游牧民族地区进行统治。当然在此之前，佛教也必须按照统治者的意愿进行改革。
草原部落最初的信仰是萨满教，萨满教是游牧民族的原始宗教，可以说，它的产生以及存在，不仅影响着游牧民族的传统观念，还甚至影响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习俗和生产活动等。但或许正是因为萨满教的包罗万象，才导致这个教派的划分并不是那么的细致，给了佛教后来居上的机会。
之所以推行佛教，主要是佛教有固定的场所，也就是寺庙为形式传教。这样一来，朝廷才有机会把那些游牧民族牢牢的绑定在土地上，并入朝廷的管理。除此之外，它还有固定统一的组织和详细的经书教义，这相比较原始的萨满教而言，已经有了优胜的基础。
不仅如此，黄浩还要求佛教在传播过程之中，吸收了原本的萨满教的内容以及形式，更加符合游牧民族的习惯以及他们本真的宗教意识，更加容易被各部落所接受，而在一些原本的萨满教原始血腥的部分，佛教必须加以改进，使得其更加符合“文明人”的心态。只要坚持不懈推广下去，几十年后，佛教取代萨满教在游牧民族心中的地位也成为了必然。
黄浩心里也清楚，这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一两代人才能够完成。黄浩上辈子也不是什么政治家，虽然见多识广，但是在统治帝国上，他也只能够摸着别人过河。走一步，是一步了！
游牧民族一生与教相伴而生，可以说，有了宗教才有游牧民族。过去游牧民族信仰的大多是萨满教，即使将来萨满教的地位被佛教给取代了，黄浩相信，这种对于宗教的自觉性却依旧被游牧民族牧民们继承了下来，甚至于，他们的文化，乃至于法律之中，都有着十分明显的宗教性质。
游牧民族说到底一直都是一个将宗教文化放在文化中心位置的一个原始民族。而黄浩这个帝国的统治者，就利用了这一个心理，从宗教信仰出发，扶持佛教，以方便他的统治。
黄浩心里很清楚，草原容易诞生强大的部落，这让黄浩意识到要想平稳的取得中国的政权，必须要依靠游牧民族的力量，而不是一味的打击它。当然，其实这也是一把双刃剑，虽然说能够准确的打击对手，但同时也容易自伤其身。目前最好的办法就是笼络住各部落的贵族们。可以想象，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投其所好会成为黄浩及其他的继任者对于统冶草原地区的最大“政策”之一。
黄浩对宗教和各部落首领采取怀柔策略，但是怀柔还是要尊重一个前提条件的，那就是法律。廷议时，黄浩明确的对朝廷的官员指出，要更好的统一草原各部，法律必定要统一。也就是说大辽国的怀柔是建立在法律统一基础之上的，草原地区的根本法律制度是必须要朝廷来制定的，所有的根本大法也只有皇帝才有权力确立。
不过黄浩也指出，这个立法也要保持适当的灵活性。只要草原各部听话，立法也大致是尊重草原各部落原本的立法，所以说，立法大多时候也是相对宽松的，当然这个宽松之前说过是建立在听话的前提之上，如果不听话，哼哼，俗话说：佛有拈花一笑，亦有金刚怒目。朝廷就要强制干预了。
总之，为了草原的长治久安。黄浩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呕心沥血，费尽心机制定了一套新的管理办法。效果好不好？目前谁也说不清楚。但是有一点，新的八旗模式很受那些部落首领的欢迎，因为朝廷赋予了各草原部落一定限度的自治权，在各个旗基本上是自己管理自己，朝廷并不会过分的干涉。 ↑返回顶部↑
看着父亲被侍卫搀扶上马车，萧麒秀美的眼睛中也渐渐散去了不快，不管刺客给自己的身体带来了如何的伤痛，不管萧惕守犯下了多大的罪行。总而言之这个家只要父亲在，还算是完整的，萧麒就从内心由衷地感到欣慰了。
建昌二年二月初九，契丹黎部、吐六于部首领勾结耶律阿保机派萧惕守带来的死士欲刺杀萧讷温，夺取阿里拔氏汗位。被皇后萧麒识破，刺杀失败。随即，在萧惕守的鼓惑下，契丹黎部、吐六于部首领带着自己的亲卫在城中提前作乱，企图夺取城池。
黄承率府兵连夜平叛。很快，作乱的首领述律完和兀欲被部下所擒，另一个头目萧惕守“侥幸”逃脱。翌日凌晨，通辽城被匆匆赶来的三万挞马军和两万飞鸦军联军，总计五万人马团团包围，耶律阿保机得知大辽皇后萧麒等人被困城中，守军不过府兵三千，立刻发动了攻城战，企图一举拿下通辽。
双方陷入苦战。战斗最激烈时，萧麒亲自率领女子亲卫队登上城墙作战。挞马军几次攻上城墙，最终被火枪队击退。一连七天的苦战，双方的损失都非常惨重，眼见通辽城墙岌岌可危，通辽城内的老百姓自发起来协助官军守城。正当危机时刻，负责平叛的龙源府刺使郑广、黄龙府守备于横共率领的两万府兵平定了渤海国贵族叛乱后，已赶到了通辽救援，前锋已经抵达三十里外。
忽闻斥候报告，阿保机麾下众将大惊失色，如此全国性的叛乱，原以为会拖上两三个月，谁知不到一个月辽军就平定了叛乱。还能够这么快前来支援通辽。阿保机再看看自己的五万人马已经精疲力尽，众军将听闻敌人援军来时，明显士气大落。
“错失良机啊！”耶律阿保机忍不住仰天长叹。
继续攻打通辽城都已经不可能成功，心中不甘的耶律阿保机无奈撤兵。翌日，即二月十六日，耶律阿保机和李克用的联军连夜撤往草原，通辽城安然无恙，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三日后，辽皇黄浩亲率五千禁卫军赶到通辽。
平定叛乱之后，黄浩亲自主持平叛后的善后，对参与叛乱的各部落贵族绝不容情，如述律完和兀欲等黎部、吐六于部首领，以及这次参与叛乱的渤海国贵族，被公开审判后处斩，其部众和土地也被赏赐给了积极参与平叛的各部族首领。
这次国内的动乱也让黄浩意识到朝廷光靠羊毛利益并不能够完全控制住草原部落。毕竟这还是个愚昧的时代，大部分的牧民还需要依附在部族身上生存，过去的方法有些简单粗暴，直接剥夺了部落首领的利益，这才引起了这场涉及到全国的动乱，给了迭剌契丹和李克用可乘之机。
从秦朝到唐末，对于华夏帝国的统治者而言，边疆中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游牧民族突然兴起一个新的势力，威胁农耕民族的生存匈奴，突厥都是这样的例子。
草原上崇尚胜者为王，为了争夺草场向来动荡不安，相互吞并，只要出现一两个雄主，往往会诞生像契丹一样的强大势力出来。后来的成吉思汗也是这种背景下诞生出来的。只有保证了草原上的安定，才能够保证全国的安定，那如何保证游牧民族地区的安定呢？
从秦朝到唐朝，“以夷制夷”是中原王朝对付游牧民族侵袭的重要手段，甚至比军事手段更常用，也更有效。原因是军事手段的成本实在太高，而以夷制夷则有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不管面对多么强大的游牧民族，中原王朝只要先安抚，稳住对方，然后以拖待变。时间一长游牧民族内部自然会因首领继承权问题产生动荡，甚至内乱，然后中原王朝就可以趁机推波助澜，接下来就拉一部分打一部分，以最小代价获取最大的胜利。
黄浩一时间也想不出什么太好的办法来。这次平叛，像萧讷温这样的有功之臣在各族之中也有很多，如何奖励这一部分人也是一个问题。思来想去，黄浩干脆效仿清朝时候的办法，在草原上实行的“分而治之”的政策。
说到底，就是将所有附庸在辽国的游牧部落分成了八个旗，把那些大大小小的部落分别归属到各旗名下。由皇帝亲自任命旗主管理各旗事务。并且朝廷颁布法令做出了限制，禁止各旗越界，这样可以控制八旗的规模。
不仅是契丹族，就连女真、奚人、高句丽等族也被黄浩划归到各旗名下，黄浩之所以这样做，就是绝不允许任何一个单一的民族成为单独的一旗。他将各族部落分别归属各个旗主分别管理，这样各旗也互相不牵连，将原本强大的势力如契丹这样的势力分散开，削弱了其势力的同时，也方便了朝廷对游牧部落的统治。
而在宗教政策方面，则是“兴佛教”，以安抚住各游牧民族。其实说好听点可以叫做是安抚，但换种说法来说，这其实也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上对游牧民族的一种统治，因为宗教，一直是最好的精神控制工具，而且这种影响往往是潜移默化的，这远比政治来的更有效果，也更容易被接受。
唐朝佛教已经兴起。而草原各部最为信仰的宗教是萨满教，但是在传承的过程之中，由于佛教的兴起，萨满教却逐渐露出了颓势，很多部落首领开始信奉佛教，比如契丹人，他们的萨满教多多少少受了一点佛教的影响。这使得佛教后来居上，逐渐取得了的宗教统治地位，有了一定的市场。
这次平叛之后，黄浩打算扶持佛教，利用宗教对游牧民族地区进行统治。当然在此之前，佛教也必须按照统治者的意愿进行改革。
草原部落最初的信仰是萨满教，萨满教是游牧民族的原始宗教，可以说，它的产生以及存在，不仅影响着游牧民族的传统观念，还甚至影响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习俗和生产活动等。但或许正是因为萨满教的包罗万象，才导致这个教派的划分并不是那么的细致，给了佛教后来居上的机会。
之所以推行佛教，主要是佛教有固定的场所，也就是寺庙为形式传教。这样一来，朝廷才有机会把那些游牧民族牢牢的绑定在土地上，并入朝廷的管理。除此之外，它还有固定统一的组织和详细的经书教义，这相比较原始的萨满教而言，已经有了优胜的基础。
不仅如此，黄浩还要求佛教在传播过程之中，吸收了原本的萨满教的内容以及形式，更加符合游牧民族的习惯以及他们本真的宗教意识，更加容易被各部落所接受，而在一些原本的萨满教原始血腥的部分，佛教必须加以改进，使得其更加符合“文明人”的心态。只要坚持不懈推广下去，几十年后，佛教取代萨满教在游牧民族心中的地位也成为了必然。
黄浩心里也清楚，这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一两代人才能够完成。黄浩上辈子也不是什么政治家，虽然见多识广，但是在统治帝国上，他也只能够摸着别人过河。走一步，是一步了！
游牧民族一生与教相伴而生，可以说，有了宗教才有游牧民族。过去游牧民族信仰的大多是萨满教，即使将来萨满教的地位被佛教给取代了，黄浩相信，这种对于宗教的自觉性却依旧被游牧民族牧民们继承了下来，甚至于，他们的文化，乃至于法律之中，都有着十分明显的宗教性质。
游牧民族说到底一直都是一个将宗教文化放在文化中心位置的一个原始民族。而黄浩这个帝国的统治者，就利用了这一个心理，从宗教信仰出发，扶持佛教，以方便他的统治。
黄浩心里很清楚，草原容易诞生强大的部落，这让黄浩意识到要想平稳的取得中国的政权，必须要依靠游牧民族的力量，而不是一味的打击它。当然，其实这也是一把双刃剑，虽然说能够准确的打击对手，但同时也容易自伤其身。目前最好的办法就是笼络住各部落的贵族们。可以想象，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投其所好会成为黄浩及其他的继任者对于统冶草原地区的最大“政策”之一。
黄浩对宗教和各部落首领采取怀柔策略，但是怀柔还是要尊重一个前提条件的，那就是法律。廷议时，黄浩明确的对朝廷的官员指出，要更好的统一草原各部，法律必定要统一。也就是说大辽国的怀柔是建立在法律统一基础之上的，草原地区的根本法律制度是必须要朝廷来制定的，所有的根本大法也只有皇帝才有权力确立。
不过黄浩也指出，这个立法也要保持适当的灵活性。只要草原各部听话，立法也大致是尊重草原各部落原本的立法，所以说，立法大多时候也是相对宽松的，当然这个宽松之前说过是建立在听话的前提之上，如果不听话，哼哼，俗话说：佛有拈花一笑，亦有金刚怒目。朝廷就要强制干预了。
总之，为了草原的长治久安。黄浩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呕心沥血，费尽心机制定了一套新的管理办法。效果好不好？目前谁也说不清楚。但是有一点，新的八旗模式很受那些部落首领的欢迎，因为朝廷赋予了各草原部落一定限度的自治权，在各个旗基本上是自己管理自己，朝廷并不会过分的干涉。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