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鬼在你身后II_Part 3 终局_38（2 / 4）
“闭嘴，艾莉。”年纪最大的女孩说，显然后悔对我讲了这么多。
“我喜欢那位慈祥的老奶奶。”五岁的男孩说。他在来医院之前似乎哭过。
我招手示意两个女孩去服务台。“过来，姑娘们。我有东西给你们。”我在抽屉里翻了一会儿，找到了两颗包着糖纸的薄荷糖。年级最大的女孩伸手要拿，我狠狠地抓住她的手腕，“我先来给你算算命吧。”我让接待员压低声音说。
“放开我。”女孩说。
“闭嘴！”我喝道，“你的名字是塔拉·沃登，你妹妹的名字是阿里森。你俩住在公园山上的一座大石头房子里，你们管那儿叫城堡。不久之后的一天深夜，一个长着黄色尖牙的绿色大妖怪就会来你的房间找你，他将把你——把你们两个——撕成碎片，吃进肚子。”
两个女孩踉跄着后退，脸色惨白，双眼圆睁。惊惧之中，她们甚至都忘了合上嘴。
“如果你们把这件事告诉别人……比如你们的爸爸、妈妈，任何人，”我让接待员故意发出可怕的咝咝声，“妖怪今晚就会来吃你们！”
两个女孩跌跌撞撞地后退到座椅边，跌坐下去，瞪着这个蛇一样可怕的女人。一分钟后，一对老夫妇来服务台询问某个房间怎么走，我便让接待员恢复成她自己——可爱，单纯，还有点儿好管闲事。
楼上，哈德曼医生已经向霍华德·沃登介绍完我的病情。走廊上，护士长欧德史密斯检查了给病人的药物，还特别留心检查了给“多伊夫人”的药。在我的房间，名叫休厄尔的年轻护士正在温柔地用冷压布给我擦拭身体，几乎是虔诚地在为我做按摩。那种感觉只是若有若无，但知
道自己的身体正在接受悉心呵护，我会安心许多。重新拥有家人的感觉真好。
第三天，准确地说，是第三天晚上，我正在休息——我已经不会真正地睡眠，只是让自己的意识在不同的受控者之间随机地飘来飘去，就像是做梦一样——这时我突然感受到一种几十年都没有体会过的肉体兴奋。一个男人搂住了我，下身不停地撞击我。我感觉心脏狂跳，我年轻的乳房紧贴着他的胸膛。
是康妮·休厄尔护士在储物间里与实习医生交欢。我反正也睡不着，就索性让意识重返休厄尔护士的大脑。我安慰自己，这场交欢不是我主动挑起的，我只是参与罢了。那一晚过得非常快。
我不知道我是何时有了回家的念头的。头几个星期或者说头一个月，医院对我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但到二月中旬，我就越来越频繁地思念查尔斯顿和我的家。入院第三周，哈特曼医生将我转移到七楼一个更大的私人病房里。在大多数医护人员的印象中，我都是一个配得上特殊照顾的有钱老太太。这倒不假。
可是，医院的一位主管——马卡姆医生——却不停地问我的情况。他每天都会来七楼，像一条闻到猎物气息的猎犬一样。我让哈特曼先生打消他的疑虑。我让欧德史密斯护士长给他解释。最后我甚至进入那个家伙的思想，用我自己的办法让他放心。但他铁了心要同我过不去。四天之后，他又回来了，问护士我接受了哪些特别护理，并要求知道是谁在为我的药品、检查、计算机轴向断层扫描和专家会诊付钱。马卡姆指出，办公室没有我的入院记录，没有病历，没有电脑打印出的费用清单，也没有费用如何支付的确切说法。欧德史密斯护士和哈特曼医生答应出席明天上午的会议，讨论我的问题。参会的除了马卡姆，还有医院董事会主席、办公室主任和其他三名高管。
那天晚上，马卡姆回家的时候，我进入了他的意识。斯古吉尔河高速公路非常拥堵，让我想起了圣诞前夜的纽约。就在我们即将达到与罗斯福高速公路的交叉口时，我让我们的这位朋友把车开上了狭窄的路肩，打开闪烁的应急灯，站在这辆奔驰车前。我帮他在那儿站了一分多钟，挠着光头，不知道他的车出了什么毛病。他很快就会明白我的目的——五条车道都是高速行驶的汽车，其中内侧车道上是一辆大卡车。
我们的高管朋友三个箭步冲出去，跳到车前。我听到气喇叭发出的咆哮，看到快速逼近的卡车司机脸上的惊恐表情，感受到马卡姆转瞬即逝的困惑与惊惧。沉重的撞击将我送回到别的视角。我找到了休厄尔护士，她正焦急地等待着换班，等待着那个年轻医生的到来。
住院期间，时间对我来说已经没什么意义。我能在时间的长河中进退裕如，就像我能轻而易举地在不同的视角间转换一样。我尤其喜欢重温我和尼娜，以及我们的新朋友威廉在欧洲度过的那些夏日。
我记得，在凉爽的夏日夜晚，我们三人会沿着维也纳有名的戒指路散步。维也纳的名人全都身穿华美制服在这条路上行走过。威利喜欢去诺斯多弗街的斗兽场电影院，但那里放的全是沉闷的德国宣传片，我和尼娜经常骗我们的年轻导游去克鲁格-基诺电影院，那里经常播放美国黑帮电影。我还记得，有天晚上，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配音的有声电影，在听到吉米·卡格尼在屏幕上说蹩脚的奥地利德语时，我笑得眼泪都掉出来了。
我们常常在离卡特纳大道不远的莱斯酒吧喝饮料，同其他年轻的狂欢者互致问候，在高雅舒适的真皮座椅里放松，看着红木椅、酒杯、镀铬托盘、镀金大理石桌反射的流光。有时候，一些穿着时髦的妓女会从旁边的克鲁格街带着她们的客人过来，让整个夜晚带上狂野放纵的色彩。
我们每晚在城里做的最后一件事，是去维也纳最好的音乐餐厅“傻大个”。我还能清晰地记得，经营那个店的是两个犹太人——卡尔·弗拉卡斯和弗里茨·格伦鲍姆。即便后来，纳粹党员和冲锋队员在这座古老城市的街道上大肆破坏时，这两个喜剧演员也会逗得老顾客哄堂大笑。他们会夸张地模仿纳粹的行为，粗暴地闯入聚会，争论法西斯教条的细节，同时对狗、猫和行人都会行纳粹见面礼。我记得威利捧腹大笑，最后连眼泪都顺着红色脸颊流下来了。有一次，他甚至都笑得喘不上气，尼娜和我只好猛拍他的后背，还给他喝了我们的香槟酒。战争结束后过了几年，在我们的一次聚会上，威利漫不经心地提到，在他被转移到东部前线之前，弗拉卡斯或格伦鲍姆——我记不起来到底是谁了——死在威利管理的一个集中营里。
尼娜当年非常漂亮。她的金发烫剪成当时最时髦的样式，而且她继承了一大笔钱，可以穿巴黎最好的丝绸裙子。我尤其记得她的一条绿色礼服，前胸领口开得非常低，柔软的织物紧贴着她的小乳房。绿色凸显出她精致的粉红色肌肤，也让她的眼睛看上去更蓝了。
我不记得那年夏天是谁正式提出玩那个游戏的，但我记得操控傀儡追逐时的兴奋和激动。我们轮流操控不同的傀儡——我们的熟人、朋友——但这个错误我们没有再犯。第二年夏天，我们玩得更认真了。我们在约瑟夫施塔特街上的旅馆房间里坐在一起，操控着同一个傀儡——一个头脑迟钝、脖子粗大的农民。他从未被捉住，但威利后来抛弃了他。我们三人处在同一个意识当中，分享着同样鲜明感受——不知怎的，这种感觉甚至比我们三人上床更亲密、更兴奋。
我还记得我们在巴德伊舍度过的那个夏天。我们从维也纳出来后，在一个名叫阿特南-普赫海姆的小镇换乘了一次火车。尼娜开玩笑说，将这个镇子的名字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反复念出来，就是火车自己发出的声音。我们捧腹大笑，笑完了又接着笑。我记得过道对面年长的贵妇人向我们投来指责的目光。
就是在巴德伊舍，一天正午过后，我发现早诺咖啡馆里只有我一个人。我像往常一样去参加发声课，但老师病了，我只好回咖啡馆。威利和尼娜总是在那儿等我，但他们常坐的那张桌子是空的。
我回到河畔散步大道上尼娜和我住的旅馆。我记得，我当时还有点儿纳闷，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朋友们会突然离开，为什么不等我一起走。我打开门，客厅走到一半的时候，我听见了尼娜房中传来的声音。一开始我还以为那是痛苦的呻吟，于是我连忙跑过去，天真地想为某个遇到麻烦的女仆提供帮助。
当然，声音是尼娜和威利发出的。他们没有遇到麻烦。我记得，在透过褐红色窗帘的昏暗光线中，我看见了尼娜洁白的大腿，还有威利向前猛冲的侧腹部。我在那里站了整整一分钟，注视着他们，然后转过身，默默地离开了房间。在那漫长的一分钟里，威利的脸都没有对着我，而是埋在尼娜的肩膀和羽绒枕头里，但尼娜立刻转过头，用湛蓝的眼睛看着我。我肯定她看到我了，但她没有停下。从她那张开的精致的粉红色嘴巴中，有节奏的野兽般的呻吟也没有中断。
三月中旬，我决定离开医院和费城，返回查尔斯顿的家。
我让霍华德·沃登负责搬家的具体事务。可是，就算将他的储蓄全拿出来，霍华德也只凑出两千五百美元。这家伙一辈子都会没出息。但南希卖掉了她母亲的房子，取出了她所有的储蓄，结果很不错——一共凑出了四万八千美元。这本来是为孩子们读大学准备的，但现在他们已经不用操心这件事了。
我让哈特曼医生去了趟城堡。霍华德和南希在自己的房间里等待，医生带着两根针管去了女孩们的房间。随后，医生处理了后事。我记得在费尔蒙特公园里，向铁路桥方向走大约一英里，有一小块可爱的空地。早上，霍华德和南希给五岁的贾斯汀喂了饭——在我的调教之下——但他们没有觉察到任何异常，除了一丝若有若无的记忆，就像是做了一个荒诞不经的梦，梦见自己忘了穿衣服，正赤身裸体地坐在学校或者其他公共场合一样。
这些事做完之后，霍华德和南希很顺利地适应了只有一个孩子。我很高兴我没有操控霍华德去完成那些必须完成的事。一般来说，没有残留创伤或愤恨的人更容易调教。 ↑返回顶部↑
“我喜欢那位慈祥的老奶奶。”五岁的男孩说。他在来医院之前似乎哭过。
我招手示意两个女孩去服务台。“过来，姑娘们。我有东西给你们。”我在抽屉里翻了一会儿，找到了两颗包着糖纸的薄荷糖。年级最大的女孩伸手要拿，我狠狠地抓住她的手腕，“我先来给你算算命吧。”我让接待员压低声音说。
“放开我。”女孩说。
“闭嘴！”我喝道，“你的名字是塔拉·沃登，你妹妹的名字是阿里森。你俩住在公园山上的一座大石头房子里，你们管那儿叫城堡。不久之后的一天深夜，一个长着黄色尖牙的绿色大妖怪就会来你的房间找你，他将把你——把你们两个——撕成碎片，吃进肚子。”
两个女孩踉跄着后退，脸色惨白，双眼圆睁。惊惧之中，她们甚至都忘了合上嘴。
“如果你们把这件事告诉别人……比如你们的爸爸、妈妈，任何人，”我让接待员故意发出可怕的咝咝声，“妖怪今晚就会来吃你们！”
两个女孩跌跌撞撞地后退到座椅边，跌坐下去，瞪着这个蛇一样可怕的女人。一分钟后，一对老夫妇来服务台询问某个房间怎么走，我便让接待员恢复成她自己——可爱，单纯，还有点儿好管闲事。
楼上，哈德曼医生已经向霍华德·沃登介绍完我的病情。走廊上，护士长欧德史密斯检查了给病人的药物，还特别留心检查了给“多伊夫人”的药。在我的房间，名叫休厄尔的年轻护士正在温柔地用冷压布给我擦拭身体，几乎是虔诚地在为我做按摩。那种感觉只是若有若无，但知
道自己的身体正在接受悉心呵护，我会安心许多。重新拥有家人的感觉真好。
第三天，准确地说，是第三天晚上，我正在休息——我已经不会真正地睡眠，只是让自己的意识在不同的受控者之间随机地飘来飘去，就像是做梦一样——这时我突然感受到一种几十年都没有体会过的肉体兴奋。一个男人搂住了我，下身不停地撞击我。我感觉心脏狂跳，我年轻的乳房紧贴着他的胸膛。
是康妮·休厄尔护士在储物间里与实习医生交欢。我反正也睡不着，就索性让意识重返休厄尔护士的大脑。我安慰自己，这场交欢不是我主动挑起的，我只是参与罢了。那一晚过得非常快。
我不知道我是何时有了回家的念头的。头几个星期或者说头一个月，医院对我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但到二月中旬，我就越来越频繁地思念查尔斯顿和我的家。入院第三周，哈特曼医生将我转移到七楼一个更大的私人病房里。在大多数医护人员的印象中，我都是一个配得上特殊照顾的有钱老太太。这倒不假。
可是，医院的一位主管——马卡姆医生——却不停地问我的情况。他每天都会来七楼，像一条闻到猎物气息的猎犬一样。我让哈特曼先生打消他的疑虑。我让欧德史密斯护士长给他解释。最后我甚至进入那个家伙的思想，用我自己的办法让他放心。但他铁了心要同我过不去。四天之后，他又回来了，问护士我接受了哪些特别护理，并要求知道是谁在为我的药品、检查、计算机轴向断层扫描和专家会诊付钱。马卡姆指出，办公室没有我的入院记录，没有病历，没有电脑打印出的费用清单，也没有费用如何支付的确切说法。欧德史密斯护士和哈特曼医生答应出席明天上午的会议，讨论我的问题。参会的除了马卡姆，还有医院董事会主席、办公室主任和其他三名高管。
那天晚上，马卡姆回家的时候，我进入了他的意识。斯古吉尔河高速公路非常拥堵，让我想起了圣诞前夜的纽约。就在我们即将达到与罗斯福高速公路的交叉口时，我让我们的这位朋友把车开上了狭窄的路肩，打开闪烁的应急灯，站在这辆奔驰车前。我帮他在那儿站了一分多钟，挠着光头，不知道他的车出了什么毛病。他很快就会明白我的目的——五条车道都是高速行驶的汽车，其中内侧车道上是一辆大卡车。
我们的高管朋友三个箭步冲出去，跳到车前。我听到气喇叭发出的咆哮，看到快速逼近的卡车司机脸上的惊恐表情，感受到马卡姆转瞬即逝的困惑与惊惧。沉重的撞击将我送回到别的视角。我找到了休厄尔护士，她正焦急地等待着换班，等待着那个年轻医生的到来。
住院期间，时间对我来说已经没什么意义。我能在时间的长河中进退裕如，就像我能轻而易举地在不同的视角间转换一样。我尤其喜欢重温我和尼娜，以及我们的新朋友威廉在欧洲度过的那些夏日。
我记得，在凉爽的夏日夜晚，我们三人会沿着维也纳有名的戒指路散步。维也纳的名人全都身穿华美制服在这条路上行走过。威利喜欢去诺斯多弗街的斗兽场电影院，但那里放的全是沉闷的德国宣传片，我和尼娜经常骗我们的年轻导游去克鲁格-基诺电影院，那里经常播放美国黑帮电影。我还记得，有天晚上，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配音的有声电影，在听到吉米·卡格尼在屏幕上说蹩脚的奥地利德语时，我笑得眼泪都掉出来了。
我们常常在离卡特纳大道不远的莱斯酒吧喝饮料，同其他年轻的狂欢者互致问候，在高雅舒适的真皮座椅里放松，看着红木椅、酒杯、镀铬托盘、镀金大理石桌反射的流光。有时候，一些穿着时髦的妓女会从旁边的克鲁格街带着她们的客人过来，让整个夜晚带上狂野放纵的色彩。
我们每晚在城里做的最后一件事，是去维也纳最好的音乐餐厅“傻大个”。我还能清晰地记得，经营那个店的是两个犹太人——卡尔·弗拉卡斯和弗里茨·格伦鲍姆。即便后来，纳粹党员和冲锋队员在这座古老城市的街道上大肆破坏时，这两个喜剧演员也会逗得老顾客哄堂大笑。他们会夸张地模仿纳粹的行为，粗暴地闯入聚会，争论法西斯教条的细节，同时对狗、猫和行人都会行纳粹见面礼。我记得威利捧腹大笑，最后连眼泪都顺着红色脸颊流下来了。有一次，他甚至都笑得喘不上气，尼娜和我只好猛拍他的后背，还给他喝了我们的香槟酒。战争结束后过了几年，在我们的一次聚会上，威利漫不经心地提到，在他被转移到东部前线之前，弗拉卡斯或格伦鲍姆——我记不起来到底是谁了——死在威利管理的一个集中营里。
尼娜当年非常漂亮。她的金发烫剪成当时最时髦的样式，而且她继承了一大笔钱，可以穿巴黎最好的丝绸裙子。我尤其记得她的一条绿色礼服，前胸领口开得非常低，柔软的织物紧贴着她的小乳房。绿色凸显出她精致的粉红色肌肤，也让她的眼睛看上去更蓝了。
我不记得那年夏天是谁正式提出玩那个游戏的，但我记得操控傀儡追逐时的兴奋和激动。我们轮流操控不同的傀儡——我们的熟人、朋友——但这个错误我们没有再犯。第二年夏天，我们玩得更认真了。我们在约瑟夫施塔特街上的旅馆房间里坐在一起，操控着同一个傀儡——一个头脑迟钝、脖子粗大的农民。他从未被捉住，但威利后来抛弃了他。我们三人处在同一个意识当中，分享着同样鲜明感受——不知怎的，这种感觉甚至比我们三人上床更亲密、更兴奋。
我还记得我们在巴德伊舍度过的那个夏天。我们从维也纳出来后，在一个名叫阿特南-普赫海姆的小镇换乘了一次火车。尼娜开玩笑说，将这个镇子的名字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反复念出来，就是火车自己发出的声音。我们捧腹大笑，笑完了又接着笑。我记得过道对面年长的贵妇人向我们投来指责的目光。
就是在巴德伊舍，一天正午过后，我发现早诺咖啡馆里只有我一个人。我像往常一样去参加发声课，但老师病了，我只好回咖啡馆。威利和尼娜总是在那儿等我，但他们常坐的那张桌子是空的。
我回到河畔散步大道上尼娜和我住的旅馆。我记得，我当时还有点儿纳闷，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朋友们会突然离开，为什么不等我一起走。我打开门，客厅走到一半的时候，我听见了尼娜房中传来的声音。一开始我还以为那是痛苦的呻吟，于是我连忙跑过去，天真地想为某个遇到麻烦的女仆提供帮助。
当然，声音是尼娜和威利发出的。他们没有遇到麻烦。我记得，在透过褐红色窗帘的昏暗光线中，我看见了尼娜洁白的大腿，还有威利向前猛冲的侧腹部。我在那里站了整整一分钟，注视着他们，然后转过身，默默地离开了房间。在那漫长的一分钟里，威利的脸都没有对着我，而是埋在尼娜的肩膀和羽绒枕头里，但尼娜立刻转过头，用湛蓝的眼睛看着我。我肯定她看到我了，但她没有停下。从她那张开的精致的粉红色嘴巴中，有节奏的野兽般的呻吟也没有中断。
三月中旬，我决定离开医院和费城，返回查尔斯顿的家。
我让霍华德·沃登负责搬家的具体事务。可是，就算将他的储蓄全拿出来，霍华德也只凑出两千五百美元。这家伙一辈子都会没出息。但南希卖掉了她母亲的房子，取出了她所有的储蓄，结果很不错——一共凑出了四万八千美元。这本来是为孩子们读大学准备的，但现在他们已经不用操心这件事了。
我让哈特曼医生去了趟城堡。霍华德和南希在自己的房间里等待，医生带着两根针管去了女孩们的房间。随后，医生处理了后事。我记得在费尔蒙特公园里，向铁路桥方向走大约一英里，有一小块可爱的空地。早上，霍华德和南希给五岁的贾斯汀喂了饭——在我的调教之下——但他们没有觉察到任何异常，除了一丝若有若无的记忆，就像是做了一个荒诞不经的梦，梦见自己忘了穿衣服，正赤身裸体地坐在学校或者其他公共场合一样。
这些事做完之后，霍华德和南希很顺利地适应了只有一个孩子。我很高兴我没有操控霍华德去完成那些必须完成的事。一般来说，没有残留创伤或愤恨的人更容易调教。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