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鬼在你身后III_Part 3 终局_74（2 / 3）
索尔向前迈出一步。
上校再次无情地进入索尔的大脑，寻找神经控制中心，轻而易举地激发了必需的快速眼动睡眠状态。
六十二岁的舍拉姆·克拉凯克在华沙的下水道中手脚并用地爬行。下水道中伸手不见五指，“雅利安厕所”冲水时，屎尿不时落在这一队无声的幸存者身上。舍拉姆是十四天前进入下水道的，也就是1943年4月25日。那一天，他们结束了长达六天的与数千名纳粹精兵的对抗。舍拉姆带着自己九岁的孙子莱昂。男孩是舍拉姆的大家族中唯一幸存的亲人。这一队不断减员的犹太人已经在散发着恶臭的狭窄下水道迷宫中爬行了两个星期，德国人朝隔离区里的每一个检修井和厕所里倾泻子弹，喷射火焰，抛掷毒气罐。舍拉姆带了六片面包。在黑暗和排泄物中穿行时，他同莱昂就靠这点儿食物果腹。十四天来，他们时而躲避，时而爬行，奋力朝隔离区的高墙外前进。他们只能喝泄洪沟中渗下的污水，但好歹是活了下来。现在，头顶的一个下水道井盖打开了，一张波兰反抗军斗士的模糊的脸朝下张望。“来吧！”他说，“快出来，你们安全了。”舍拉姆拼尽最后一丝力气，爬入夺目的阳光之中，躺在街道的鹅卵石地面上。另外四个人也爬了出来，其中没有莱昂。眼泪从舍拉姆脸上流下。他努力回想上次在黑暗中同男孩说话时什么时候。一个小时前？一天前？舍拉姆无力地推开了他的拯救者的手，重新进入黑暗的管道之中，一边呼唤莱昂的名字，一边朝相反的方向爬去。
上校戳破了舍拉姆·克拉凯克的人格构建的这一层厚厚的保护膜。
索尔又上前一步。
上校在椅子里挪了挪身子，猛然侵入索尔的意识，如同钝斧劈砍进颅骨一般。
十七岁的彼得·盖恩坐在奥斯维辛作画，一支男孩组成的长队从他面前经过，朝毒气室迤逦而去。过去两年，彼得和朋友们在泰雷津集中营坚持出版一份名为《先锋》的小报，他和其他年轻艺术家在报纸上发表诗歌和绘画。在被移送到奥斯维辛前，彼得将总共八百页的资料交给了年轻的兹德内克·陶西格，嘱咐他将其藏在马格德堡牢房后的古老锻铁厂里。男孩们到奥斯维辛之后，彼得就没有见过兹德内克。现在，彼得用最后一张纸和最后一截炭笔描绘着十一月寒冷空气中看似没有尽头的这列赤裸男孩们。他用大胆而自信的线条，勾勒出男孩们嶙峋的肋骨、圆睁的眼睛、颤抖着的瘦弱双腿，以及羞涩地遮掩着因恐惧而皱缩的yīn茎的双手。一个穿着厚衣服、手持木棍的囚犯头目大步走上来。“你在干什么？”他质问道，“快同其他人一起走。”彼得没有从画纸上抬起头，“等等。”他说，“我马上就画完了。”暴怒的囚犯头目用木棍朝彼得脸上揍去，将男孩的手狠狠地踩在脚下，折断了他的三根手指。囚犯头目抓住彼得的头发，将他拽起来，塞进缓慢移动的人群之中。彼得抱住受伤的手，回头看见他的素描被十一月的清风吹起，挂在高高的栅栏上的铁丝网顶端，转而又被风吹走，翻转着，跳跃着，朝西边的树林飘去。
上校将这个人格横扫开去。
索尔又上前两步。上校对他持续施加的精神强奸令他痛苦不已，就像眼睛里扎入了钢钉一样。
比克瑙集中营的黑暗牢房里，在即将被送去毒气室之前的那一晚，诗人伊茨哈克·卡茨内尔森向他十八岁的儿子和十几名拥抱在一起的囚犯朗读自己的诗。战前，伊茨哈克是波兰著名诗人，因为给孩子们谱写谐趣诗歌而闻名全国，他的每一首诗都在庆祝年轻的快乐。十八个月前，伊茨哈克最小的孩子——本杰明和本西翁——同他们的母亲在特雷布林卡集中营被杀害了。此刻，伊茨哈克正在用希伯来语念诗。在场的犹太人里，只有他的儿子听得懂这些诗句，所以承担了将其翻译成波兰语的责任。
我做了一个梦，
一个恐怖的梦：
我的族人都不在了，
一个都不剩！
我尖叫着醒来。
我的梦成真了：
噩梦里的一切都发生了，
发生在我的身上。
在念完诗后的寂静中，伊茨哈克的儿子蜷缩进冰冷的稻草之中。“等我长大了，”男孩喃喃道，“我也会写出伟大的诗来。”伊茨哈克揽住儿子瘦弱的肩膀，“你会的。”他说，然后开始哼唱一首旋律优美而缓慢的催眠曲。其他囚犯纷纷跟着唱起来，很快整座牢房都充斥着他们轻柔的哼唱。
上校用他钢铁般的意志轻轻一弹，伊茨哈克·卡茨内尔森的人格就灰飞烟灭了。索尔上前一步。
托尼·哈罗德目瞪口呆地发现，索尔·拉斯基朝威利走去的样子，就像在激流中逆流而上，或者在狂风中顶风而行。两人之间的战斗是无声无形的，但又像雷暴一样散发着威力；但每次无声的斗争结束后，犹太人都会抬起腿，往前迈出去，再把脚放下，就像一个学习走路的下身麻痹患者。就这样，这个衣衫褴褛、浑身血污的男人走过了六个方格，来到棋盘最后一排。就在这时，威利忽然从幻梦中醒来，朝汤姆·雷诺兹看去。那个金发的杀手伸出长而有力的手指，朝犹太人扑来。
三英里之外，“安托瓦内特号”发生了强烈爆炸，冲击波震碎了法式大门的几扇窗户，但威利和拉斯基都浑然未觉。哈罗德看见那三人缠斗在一起，雷诺兹扼住拉斯基的脖子，然后听见机场方
向传来更多的爆炸声。哈罗德无比轻柔地将玛利亚·陈的头放在冰冷的地砖上，抚平她的头发，然后站起来，从三人身边缓缓走过。
索尔距离上校还有八英尺时，精神强奸突然停止了，就像有人突然关掉了充斥在天地之间的那种令人神经崩溃的疯狂噪声。索尔一个踉跄，差点儿摔倒在地。他重新掌控了自己的身体，就像重返童年居所的游子，带着几分胆怯，又带着几分悲哀，因为漫长的时间和遥远的距离已将他同他曾熟悉的环境区隔开来。
有那么几分钟——或者说几个世纪——索尔和上校几乎融为一体。在精神能量的剧烈冲突中，他在上校的思想里，上校也在他的思想里。索尔感到那个恶魔从自负变为心虚，从心虚又变为恐惧。上校意识到，他面对的不只是几个敌人，而是一支庞大的军队，由千千万万从他帮助挖掘的万人坑中爬起来的牺牲者组成，他们都在发出最后一次抗争的呐喊。
对这些与他共同战斗的人格，索尔自己也感到始料未及，甚至有些害怕。他们从阴影中接二连三地涌出来包围他，很快又被上校扫进阴影。其中有许多是他有意构建的——来自于对照片和资料，以及在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中收集到的信息——包括年轻的匈牙利圣歌队领唱者，华沙的最后一位犹太学者，在赎罪日自杀的来自特兰西瓦尼亚的少女，西奥多·赫兹尔的在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中饿死的女儿，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被党卫军军官的妻子杀害的六岁女孩。但还有一些，他不记得自己构建过。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呢？索尔忽然陷入了恐慌与无助之中，他怀疑犹太民族的集体记忆以不可思议的方式进入了自己的大脑。数百小时的自我催眠和几个月的自我诱发的噩梦，都不足以达成这样的功效。
上校最后一个赶走的人格是十四岁的索尔·拉斯基自己。他无助地站在切姆诺集中营里，看着正往毒气室走去的父亲和弟弟约瑟夫的背影。只是这一次，在上校将他们驱散之前，索尔想起了之前未能想起一个细节：父亲转过身，将约瑟夫紧紧抱在臂弯里，用希伯来语大喊：“以色列啊，你要听！我的大儿子一定要活下来！”家人都死了，而自己独活下来，这是他此生最大的罪过。四十年来，索尔都在寻求宽宥。而现在，他从唯一可以赦免他的人的脸上看到了宽宥，那个人就是十四岁的索尔·拉斯基。
索尔蹒跚了两步，稳住身形，朝上校跑去。
汤姆·雷诺兹起身拦截，双手伸向索尔的脖子。
索尔没有理会雷诺兹，用所有加入自己阵营的亡灵的力量将他退开，冲过了自己和上校之间最后五英尺的距离。 ↑返回顶部↑
上校再次无情地进入索尔的大脑，寻找神经控制中心，轻而易举地激发了必需的快速眼动睡眠状态。
六十二岁的舍拉姆·克拉凯克在华沙的下水道中手脚并用地爬行。下水道中伸手不见五指，“雅利安厕所”冲水时，屎尿不时落在这一队无声的幸存者身上。舍拉姆是十四天前进入下水道的，也就是1943年4月25日。那一天，他们结束了长达六天的与数千名纳粹精兵的对抗。舍拉姆带着自己九岁的孙子莱昂。男孩是舍拉姆的大家族中唯一幸存的亲人。这一队不断减员的犹太人已经在散发着恶臭的狭窄下水道迷宫中爬行了两个星期，德国人朝隔离区里的每一个检修井和厕所里倾泻子弹，喷射火焰，抛掷毒气罐。舍拉姆带了六片面包。在黑暗和排泄物中穿行时，他同莱昂就靠这点儿食物果腹。十四天来，他们时而躲避，时而爬行，奋力朝隔离区的高墙外前进。他们只能喝泄洪沟中渗下的污水，但好歹是活了下来。现在，头顶的一个下水道井盖打开了，一张波兰反抗军斗士的模糊的脸朝下张望。“来吧！”他说，“快出来，你们安全了。”舍拉姆拼尽最后一丝力气，爬入夺目的阳光之中，躺在街道的鹅卵石地面上。另外四个人也爬了出来，其中没有莱昂。眼泪从舍拉姆脸上流下。他努力回想上次在黑暗中同男孩说话时什么时候。一个小时前？一天前？舍拉姆无力地推开了他的拯救者的手，重新进入黑暗的管道之中，一边呼唤莱昂的名字，一边朝相反的方向爬去。
上校戳破了舍拉姆·克拉凯克的人格构建的这一层厚厚的保护膜。
索尔又上前一步。
上校在椅子里挪了挪身子，猛然侵入索尔的意识，如同钝斧劈砍进颅骨一般。
十七岁的彼得·盖恩坐在奥斯维辛作画，一支男孩组成的长队从他面前经过，朝毒气室迤逦而去。过去两年，彼得和朋友们在泰雷津集中营坚持出版一份名为《先锋》的小报，他和其他年轻艺术家在报纸上发表诗歌和绘画。在被移送到奥斯维辛前，彼得将总共八百页的资料交给了年轻的兹德内克·陶西格，嘱咐他将其藏在马格德堡牢房后的古老锻铁厂里。男孩们到奥斯维辛之后，彼得就没有见过兹德内克。现在，彼得用最后一张纸和最后一截炭笔描绘着十一月寒冷空气中看似没有尽头的这列赤裸男孩们。他用大胆而自信的线条，勾勒出男孩们嶙峋的肋骨、圆睁的眼睛、颤抖着的瘦弱双腿，以及羞涩地遮掩着因恐惧而皱缩的yīn茎的双手。一个穿着厚衣服、手持木棍的囚犯头目大步走上来。“你在干什么？”他质问道，“快同其他人一起走。”彼得没有从画纸上抬起头，“等等。”他说，“我马上就画完了。”暴怒的囚犯头目用木棍朝彼得脸上揍去，将男孩的手狠狠地踩在脚下，折断了他的三根手指。囚犯头目抓住彼得的头发，将他拽起来，塞进缓慢移动的人群之中。彼得抱住受伤的手，回头看见他的素描被十一月的清风吹起，挂在高高的栅栏上的铁丝网顶端，转而又被风吹走，翻转着，跳跃着，朝西边的树林飘去。
上校将这个人格横扫开去。
索尔又上前两步。上校对他持续施加的精神强奸令他痛苦不已，就像眼睛里扎入了钢钉一样。
比克瑙集中营的黑暗牢房里，在即将被送去毒气室之前的那一晚，诗人伊茨哈克·卡茨内尔森向他十八岁的儿子和十几名拥抱在一起的囚犯朗读自己的诗。战前，伊茨哈克是波兰著名诗人，因为给孩子们谱写谐趣诗歌而闻名全国，他的每一首诗都在庆祝年轻的快乐。十八个月前，伊茨哈克最小的孩子——本杰明和本西翁——同他们的母亲在特雷布林卡集中营被杀害了。此刻，伊茨哈克正在用希伯来语念诗。在场的犹太人里，只有他的儿子听得懂这些诗句，所以承担了将其翻译成波兰语的责任。
我做了一个梦，
一个恐怖的梦：
我的族人都不在了，
一个都不剩！
我尖叫着醒来。
我的梦成真了：
噩梦里的一切都发生了，
发生在我的身上。
在念完诗后的寂静中，伊茨哈克的儿子蜷缩进冰冷的稻草之中。“等我长大了，”男孩喃喃道，“我也会写出伟大的诗来。”伊茨哈克揽住儿子瘦弱的肩膀，“你会的。”他说，然后开始哼唱一首旋律优美而缓慢的催眠曲。其他囚犯纷纷跟着唱起来，很快整座牢房都充斥着他们轻柔的哼唱。
上校用他钢铁般的意志轻轻一弹，伊茨哈克·卡茨内尔森的人格就灰飞烟灭了。索尔上前一步。
托尼·哈罗德目瞪口呆地发现，索尔·拉斯基朝威利走去的样子，就像在激流中逆流而上，或者在狂风中顶风而行。两人之间的战斗是无声无形的，但又像雷暴一样散发着威力；但每次无声的斗争结束后，犹太人都会抬起腿，往前迈出去，再把脚放下，就像一个学习走路的下身麻痹患者。就这样，这个衣衫褴褛、浑身血污的男人走过了六个方格，来到棋盘最后一排。就在这时，威利忽然从幻梦中醒来，朝汤姆·雷诺兹看去。那个金发的杀手伸出长而有力的手指，朝犹太人扑来。
三英里之外，“安托瓦内特号”发生了强烈爆炸，冲击波震碎了法式大门的几扇窗户，但威利和拉斯基都浑然未觉。哈罗德看见那三人缠斗在一起，雷诺兹扼住拉斯基的脖子，然后听见机场方
向传来更多的爆炸声。哈罗德无比轻柔地将玛利亚·陈的头放在冰冷的地砖上，抚平她的头发，然后站起来，从三人身边缓缓走过。
索尔距离上校还有八英尺时，精神强奸突然停止了，就像有人突然关掉了充斥在天地之间的那种令人神经崩溃的疯狂噪声。索尔一个踉跄，差点儿摔倒在地。他重新掌控了自己的身体，就像重返童年居所的游子，带着几分胆怯，又带着几分悲哀，因为漫长的时间和遥远的距离已将他同他曾熟悉的环境区隔开来。
有那么几分钟——或者说几个世纪——索尔和上校几乎融为一体。在精神能量的剧烈冲突中，他在上校的思想里，上校也在他的思想里。索尔感到那个恶魔从自负变为心虚，从心虚又变为恐惧。上校意识到，他面对的不只是几个敌人，而是一支庞大的军队，由千千万万从他帮助挖掘的万人坑中爬起来的牺牲者组成，他们都在发出最后一次抗争的呐喊。
对这些与他共同战斗的人格，索尔自己也感到始料未及，甚至有些害怕。他们从阴影中接二连三地涌出来包围他，很快又被上校扫进阴影。其中有许多是他有意构建的——来自于对照片和资料，以及在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中收集到的信息——包括年轻的匈牙利圣歌队领唱者，华沙的最后一位犹太学者，在赎罪日自杀的来自特兰西瓦尼亚的少女，西奥多·赫兹尔的在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中饿死的女儿，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被党卫军军官的妻子杀害的六岁女孩。但还有一些，他不记得自己构建过。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呢？索尔忽然陷入了恐慌与无助之中，他怀疑犹太民族的集体记忆以不可思议的方式进入了自己的大脑。数百小时的自我催眠和几个月的自我诱发的噩梦，都不足以达成这样的功效。
上校最后一个赶走的人格是十四岁的索尔·拉斯基自己。他无助地站在切姆诺集中营里，看着正往毒气室走去的父亲和弟弟约瑟夫的背影。只是这一次，在上校将他们驱散之前，索尔想起了之前未能想起一个细节：父亲转过身，将约瑟夫紧紧抱在臂弯里，用希伯来语大喊：“以色列啊，你要听！我的大儿子一定要活下来！”家人都死了，而自己独活下来，这是他此生最大的罪过。四十年来，索尔都在寻求宽宥。而现在，他从唯一可以赦免他的人的脸上看到了宽宥，那个人就是十四岁的索尔·拉斯基。
索尔蹒跚了两步，稳住身形，朝上校跑去。
汤姆·雷诺兹起身拦截，双手伸向索尔的脖子。
索尔没有理会雷诺兹，用所有加入自己阵营的亡灵的力量将他退开，冲过了自己和上校之间最后五英尺的距离。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