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8章 大明之后（3 / 5）
所以说一切都是为了钱，变法就是变利益分配。
而大明可分配的利益一共有多少呢？
过去，大明赋税制度里的大头总是田赋，是实物的粮食。
在金银的兑换比例里，是一两银子四石粮。
一条鞭法之后，许多地方正赋、科则，确实能以银两计数。只不过小民所得毕竟只是粮，要换银子，受一道粮商盘剥；要交银子，受一道火耗盘剥；要解送入仓入库，受一道运耗盘剥。
以万历六年为例，实际征收得到的田赋总量为两千六百六十万石余，但老百姓实际交上去的远高于这个数字，而中枢所得岁入却远没有这么多。
泰昌朝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因为并没有改田赋旧制，但只凭厉行优免就已经能够实征四千两百余万石，远高于永乐年间三千一百余万石的峰值。
原因无他：大明这么多年，腹地总体是太平的，至少没有大规模战乱。新垦田土，岂是明初时能比？无非是仁宣之后，优免和隐田越来越多罢了。
而田赋这正税之外，虽然朱常洛有了昌明号、宗明号等收入来源之后免除了岁办等，地方科则收入也减少了不少摊牌，但对外贸易方面和厉行商税之下，岁入银两也比张居正当政时期的四五百万两多了很多，已经是一千一百多万两。
任谁都会认为：相较过去一年两千余万石、岁入二三百万两的水平，如今的泰昌朝已经不知要好多少了，要不然如何能支撑得起这北征东征南征？
然而与疆域“狭小”的宋朝比起来呢？
宋初，财政收入约在两千余万缗，那时一缗便是一千文铜钱，此前大明一两银子大约能兑六七百文好的制钱。
细算起来，宋初这财政收入已经比大明此前那两千多万石粮、二三百万两银要多了。虽然真算实际粮价，大明收入可能更高一些。但元丰年间，宋朝岁入已经有六千多万缗。到了南迁后，绍兴初年虽然一度只有三千余万缗，可到绍兴末年就已经有八千多万缗，淳祐年间更是到了一亿两千万缗以上。
这当然有盘剥更严重而大明则遵祖制田赋比例低、定额征收的原因，但至少说明两个问题：税赋潜力很大，而且至少宋朝岁入是能统计进来并且增长的，不像大明，财政收入峰值出现在永乐年间。
现在，大明也不必像宋朝那样往死里盘剥，把财政收入搞到每年数以亿两的级别，但至少也可以借鉴长处。
譬如商税方面。
经过秋冬大集之后与地方的斗争，再有之前皇帝从徽商等大盐商入手开始改革盐政，这几年岁入实银暴增就有盐政收入的功劳。
但与宋朝相比又算得什么？宋初盐钱收入三百多万缗，到南迁后乾道年间暴涨十倍到了三千一百多万缗。就算扣除通货膨胀的因素，也十分可观。
另一个则是宋朝的官员待遇。由于官员待遇实在好，这种“富养”政策下，官吏反倒愿意朝廷账目上岁入越来越多，这样给他们就能分得越来越多。
大明则不一样，不明确好各种待遇，反倒让这些待遇都变成了潜规则，有些还上不得台面，让地方上只能通过变相盘剥私下里搞。
此时御前，叶向高通过这两年来所做的准备，心里已经有数了。
“譬如榷茶。国初时南直隶榷茶一年可入六十八万两，后来只有川陕榷茶。若茶尽数专营，一年便足可岁入数百万两甚至千万两有余。酒之一项，不遑多让；契税虽可薄征，仅作财货流通统计依据，却也能岁入两三百万两；市舶关税，待东瀛南洋北疆西域都鼎定，足以千万两计；加上坐商、工坊……”
朱常洛听他盘着大明的真实家底，似乎一年岁入数千万两当真不在话下了。
他赶紧叮嘱道：“也不可尽数由朝廷专卖，卿等商议税制时，还要立足长远，予民间活水。朝廷能把新钱法稳住，将来都可因时势再调整。朕的意思，新税制不必再定额，螺狮壳里做道场倒在其次，地方上完成任务了多的就能揣进腰包，这不行。官吏和公务开支给足应有的了，却也不能让地方和各衙务必求多以便存留，继而盘剥过甚。”
朱常洛停顿片刻，继续说道：“朝廷收税，是为了使国家越来越好地运作下去，却不是像民间人家一样不断敛财置产。朝廷收上来的税能出去，收支平衡，有盈余或可借贷以应急，这就够了。一来一去之间，这税收变成了大明更好的路桥、水利、武备，变成了越来越多的屋舍，越来越多的人才，那就能越来越好。”
他总结道：“总之，预算、决算，收多少、怎么收，用多少、用在哪里、怎么审核，把这些规矩定好更重要。最主要的是，小民更富裕，愿交税，不必要的损耗负担别加在他们头上，这就是好的开始。总体而言，只要都在勤勉辛劳，财富本就在增加，朝廷税制、财政，是做调节，是保大局向好，非为了敛财享受。”
皇帝及诸相的御前会议定了调，大明这场最特殊的大政会议就进入正式的筹备期。
地方军政有枢密院和治安院盯着，民政有执政府体系盯着，而各地首官则开始陆续做准备。
远地方的要提前数月启程赴京，他们做功课的时间更短。
兖州府腾县，朱由检作为知县也必须赴京。 ↑返回顶部↑
而大明可分配的利益一共有多少呢？
过去，大明赋税制度里的大头总是田赋，是实物的粮食。
在金银的兑换比例里，是一两银子四石粮。
一条鞭法之后，许多地方正赋、科则，确实能以银两计数。只不过小民所得毕竟只是粮，要换银子，受一道粮商盘剥；要交银子，受一道火耗盘剥；要解送入仓入库，受一道运耗盘剥。
以万历六年为例，实际征收得到的田赋总量为两千六百六十万石余，但老百姓实际交上去的远高于这个数字，而中枢所得岁入却远没有这么多。
泰昌朝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因为并没有改田赋旧制，但只凭厉行优免就已经能够实征四千两百余万石，远高于永乐年间三千一百余万石的峰值。
原因无他：大明这么多年，腹地总体是太平的，至少没有大规模战乱。新垦田土，岂是明初时能比？无非是仁宣之后，优免和隐田越来越多罢了。
而田赋这正税之外，虽然朱常洛有了昌明号、宗明号等收入来源之后免除了岁办等，地方科则收入也减少了不少摊牌，但对外贸易方面和厉行商税之下，岁入银两也比张居正当政时期的四五百万两多了很多，已经是一千一百多万两。
任谁都会认为：相较过去一年两千余万石、岁入二三百万两的水平，如今的泰昌朝已经不知要好多少了，要不然如何能支撑得起这北征东征南征？
然而与疆域“狭小”的宋朝比起来呢？
宋初，财政收入约在两千余万缗，那时一缗便是一千文铜钱，此前大明一两银子大约能兑六七百文好的制钱。
细算起来，宋初这财政收入已经比大明此前那两千多万石粮、二三百万两银要多了。虽然真算实际粮价，大明收入可能更高一些。但元丰年间，宋朝岁入已经有六千多万缗。到了南迁后，绍兴初年虽然一度只有三千余万缗，可到绍兴末年就已经有八千多万缗，淳祐年间更是到了一亿两千万缗以上。
这当然有盘剥更严重而大明则遵祖制田赋比例低、定额征收的原因，但至少说明两个问题：税赋潜力很大，而且至少宋朝岁入是能统计进来并且增长的，不像大明，财政收入峰值出现在永乐年间。
现在，大明也不必像宋朝那样往死里盘剥，把财政收入搞到每年数以亿两的级别，但至少也可以借鉴长处。
譬如商税方面。
经过秋冬大集之后与地方的斗争，再有之前皇帝从徽商等大盐商入手开始改革盐政，这几年岁入实银暴增就有盐政收入的功劳。
但与宋朝相比又算得什么？宋初盐钱收入三百多万缗，到南迁后乾道年间暴涨十倍到了三千一百多万缗。就算扣除通货膨胀的因素，也十分可观。
另一个则是宋朝的官员待遇。由于官员待遇实在好，这种“富养”政策下，官吏反倒愿意朝廷账目上岁入越来越多，这样给他们就能分得越来越多。
大明则不一样，不明确好各种待遇，反倒让这些待遇都变成了潜规则，有些还上不得台面，让地方上只能通过变相盘剥私下里搞。
此时御前，叶向高通过这两年来所做的准备，心里已经有数了。
“譬如榷茶。国初时南直隶榷茶一年可入六十八万两，后来只有川陕榷茶。若茶尽数专营，一年便足可岁入数百万两甚至千万两有余。酒之一项，不遑多让；契税虽可薄征，仅作财货流通统计依据，却也能岁入两三百万两；市舶关税，待东瀛南洋北疆西域都鼎定，足以千万两计；加上坐商、工坊……”
朱常洛听他盘着大明的真实家底，似乎一年岁入数千万两当真不在话下了。
他赶紧叮嘱道：“也不可尽数由朝廷专卖，卿等商议税制时，还要立足长远，予民间活水。朝廷能把新钱法稳住，将来都可因时势再调整。朕的意思，新税制不必再定额，螺狮壳里做道场倒在其次，地方上完成任务了多的就能揣进腰包，这不行。官吏和公务开支给足应有的了，却也不能让地方和各衙务必求多以便存留，继而盘剥过甚。”
朱常洛停顿片刻，继续说道：“朝廷收税，是为了使国家越来越好地运作下去，却不是像民间人家一样不断敛财置产。朝廷收上来的税能出去，收支平衡，有盈余或可借贷以应急，这就够了。一来一去之间，这税收变成了大明更好的路桥、水利、武备，变成了越来越多的屋舍，越来越多的人才，那就能越来越好。”
他总结道：“总之，预算、决算，收多少、怎么收，用多少、用在哪里、怎么审核，把这些规矩定好更重要。最主要的是，小民更富裕，愿交税，不必要的损耗负担别加在他们头上，这就是好的开始。总体而言，只要都在勤勉辛劳，财富本就在增加，朝廷税制、财政，是做调节，是保大局向好，非为了敛财享受。”
皇帝及诸相的御前会议定了调，大明这场最特殊的大政会议就进入正式的筹备期。
地方军政有枢密院和治安院盯着，民政有执政府体系盯着，而各地首官则开始陆续做准备。
远地方的要提前数月启程赴京，他们做功课的时间更短。
兖州府腾县，朱由检作为知县也必须赴京。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