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0章 新人奖和招新（2 / 5）
李晓琳翻到黄思源那段，笔尖戳着纸，“三个战士。黄思源的‘使命’、李长存的‘不甘’、刘大牛的‘懵懂’，再加上希望的‘未来视角’，四条声音拧在一起，没有谁是‘绝对正确’，这不就是复调里的‘多声部对话’？”
她顿了顿，语气沉了些：“现在文坛多少稿子，要么是‘英雄喊口号’的单声道，要么是‘伤痕哭唧唧’的独角戏，你这样，让英雄也有血肉，让孩子也能跟历史对话？”
许成军抿了口茶，慢悠悠道：“巴赫金说复调的核心是平等，我没把英雄当神，也没把希望当工具。”
“黄思源问‘2024年好吗’，不是我替他问，是他本该有这疑问，他不是为了‘牺牲’而牺牲，是为了‘好生活’才牺牲。”
“对了，黄思源是我要在《清明》上发的人物。”
李晓琳白了他一眼，翻到最后一页：“那你怎么解释黑匣子的设定？有人会说你学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是‘东施效颦’。”
“不一样。”
许成军摇头，“马尔克斯的‘魔幻’是拉美现实的折射，我的黑匣子是‘情感的刚需’。”
“1979年了，读者不满足于英雄只能活在课本里。”
“他们想跟英雄说说话，想知道自己的好日子是不是英雄想要的。黑匣子是假的，但也不是假的，一万个读者眼里有一万个哈姆雷特，他未必是具象的事物，让读者自己去想好了。”
他拿起稿纸，指了指希望画高铁那段：“你看，希望说‘高铁能跑三百公里’，在现在是科幻，是我的想象，但是我想这在未来会是日常。“
”我写这个，不是学西方的科幻套路，是想让英雄看见具体的未来，不是空泛的‘胜利’。”
李晓琳沉默了会儿，突然提起另一个名字：“你把传统英雄叙事的崇高感拆了，写刘大牛怕打仗、李长存想回家，这是在解构‘英雄话语’吧？”
她其实是想说福柯的话语权力，1979年的中国文学界对福柯的研究不深，误解倒是很深。
福柯说：话语决定认知。
许成军眼睛亮了：“要不说晓琳姐眼尖呢。”
“以前写英雄，都是‘被塑造’的。报纸说他勇敢，他就必须勇敢；课本说他无私，他就不能想家。可，我就是想打破这套路。”
“刘大牛缺了颗门牙还笑，李长存冻得没知觉还揣着家书。这些细节不是削弱英雄，是让英雄活过来。他们的勇敢，不是因为该勇敢，是因为‘想护着希望’。”
李晓琳深深看了他一眼。
“我以前不相信有天赋这种东西，你倒是让我开了眼。”
“现在西方文学界还在争论‘如何写好集体记忆’，你直接用‘孩子与英雄对话’的方式，把‘集体记忆’变成了‘个人情感’。”
“去年我去bj开会，见着《世界文学》的编辑，他们说国外现在流行创伤叙事，可大多是自怨自艾，没几个能像你这样。”
《希望的信匣子》这种叙事结构，目前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先例。
1995年阿莫斯奥兹的《黑匣子：爱与往事》用49封破碎的书信，串联起三段婚姻的记忆迷宫，全球销量超 200万册，入选“耶路撒冷文学奖”必读作品。
1982年，伊莎贝尔阿连德的《幽灵之家》作为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代表作，克拉拉的通灵笔记本记录家族五代人的爱与暴力，独裁者的公文与革命者的宣言穿插其间。全球销量破 1000万册，被《时代》评为“20世纪百大西班牙语小说”，阿连德借此开创“记忆复调”。
不过阿连德没这个机会了，许成军替她先开创了。
安东尼多尔《所有我们看不见的光》、埃马努埃尔伯格曼《谎言守护人》、东野圭吾《解忧杂货店》、刘慈欣《诗云》这些都可以与许成军《希望的信匣子》归为一类。
但是都还没发布，最早的也是1982年。
许成军甘为先锋，也愿意将这类小说统称为“时空传灯体”（temporal lamp literature）。
这一类小说通过具象化的“记忆媒介”（黑匣子、书信、笔记等），让不同时代的人物实现情感对话，完成历史创伤的治愈与希望的代际传承。 ↑返回顶部↑
她顿了顿，语气沉了些：“现在文坛多少稿子，要么是‘英雄喊口号’的单声道，要么是‘伤痕哭唧唧’的独角戏，你这样，让英雄也有血肉，让孩子也能跟历史对话？”
许成军抿了口茶，慢悠悠道：“巴赫金说复调的核心是平等，我没把英雄当神，也没把希望当工具。”
“黄思源问‘2024年好吗’，不是我替他问，是他本该有这疑问，他不是为了‘牺牲’而牺牲，是为了‘好生活’才牺牲。”
“对了，黄思源是我要在《清明》上发的人物。”
李晓琳白了他一眼，翻到最后一页：“那你怎么解释黑匣子的设定？有人会说你学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是‘东施效颦’。”
“不一样。”
许成军摇头，“马尔克斯的‘魔幻’是拉美现实的折射，我的黑匣子是‘情感的刚需’。”
“1979年了，读者不满足于英雄只能活在课本里。”
“他们想跟英雄说说话，想知道自己的好日子是不是英雄想要的。黑匣子是假的，但也不是假的，一万个读者眼里有一万个哈姆雷特，他未必是具象的事物，让读者自己去想好了。”
他拿起稿纸，指了指希望画高铁那段：“你看，希望说‘高铁能跑三百公里’，在现在是科幻，是我的想象，但是我想这在未来会是日常。“
”我写这个，不是学西方的科幻套路，是想让英雄看见具体的未来，不是空泛的‘胜利’。”
李晓琳沉默了会儿，突然提起另一个名字：“你把传统英雄叙事的崇高感拆了，写刘大牛怕打仗、李长存想回家，这是在解构‘英雄话语’吧？”
她其实是想说福柯的话语权力，1979年的中国文学界对福柯的研究不深，误解倒是很深。
福柯说：话语决定认知。
许成军眼睛亮了：“要不说晓琳姐眼尖呢。”
“以前写英雄，都是‘被塑造’的。报纸说他勇敢，他就必须勇敢；课本说他无私，他就不能想家。可，我就是想打破这套路。”
“刘大牛缺了颗门牙还笑，李长存冻得没知觉还揣着家书。这些细节不是削弱英雄，是让英雄活过来。他们的勇敢，不是因为该勇敢，是因为‘想护着希望’。”
李晓琳深深看了他一眼。
“我以前不相信有天赋这种东西，你倒是让我开了眼。”
“现在西方文学界还在争论‘如何写好集体记忆’，你直接用‘孩子与英雄对话’的方式，把‘集体记忆’变成了‘个人情感’。”
“去年我去bj开会，见着《世界文学》的编辑，他们说国外现在流行创伤叙事，可大多是自怨自艾，没几个能像你这样。”
《希望的信匣子》这种叙事结构，目前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先例。
1995年阿莫斯奥兹的《黑匣子：爱与往事》用49封破碎的书信，串联起三段婚姻的记忆迷宫，全球销量超 200万册，入选“耶路撒冷文学奖”必读作品。
1982年，伊莎贝尔阿连德的《幽灵之家》作为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代表作，克拉拉的通灵笔记本记录家族五代人的爱与暴力，独裁者的公文与革命者的宣言穿插其间。全球销量破 1000万册，被《时代》评为“20世纪百大西班牙语小说”，阿连德借此开创“记忆复调”。
不过阿连德没这个机会了，许成军替她先开创了。
安东尼多尔《所有我们看不见的光》、埃马努埃尔伯格曼《谎言守护人》、东野圭吾《解忧杂货店》、刘慈欣《诗云》这些都可以与许成军《希望的信匣子》归为一类。
但是都还没发布，最早的也是1982年。
许成军甘为先锋，也愿意将这类小说统称为“时空传灯体”（temporal lamp literature）。
这一类小说通过具象化的“记忆媒介”（黑匣子、书信、笔记等），让不同时代的人物实现情感对话，完成历史创伤的治愈与希望的代际传承。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