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8节（4 / 7）
一八三一年九月二十六日于日内瓦附近的帕吉
日记(续)
阿卡雷尔先生
我的历史研究把我同卡雷尔1先生联系在一起了。历史研究使我认识了梯也尔先生和米涅先生，我把卡雷尔先生撰写的卡塔洛涅战争中的大部分引进到了我的研究序言中。其主要内容有：“事物在它的连续的、必然的变化中，并不能增加人们对它的理解，也不能巧妙地驯服所有个性中人，甚至未顾及到各方面的利益。这就是我为什么必须理解、原谅那些为以往利益而辩护的抗议者所干的傻事；当一个时代已经完结，它的模式也随之毁坏，对于上帝来说只消重做一个，然而这些残余仍留在地上，偶尔看它一眼也不是不可以的。”
1阿芒卡雷尔(annandcarrel1800—1836)，他在一八三年同梯也尔和米涅创建立国民党，后由于他的共和观点使他很快同梯也尔和米涅决裂。
在上面这段精彩的引言下面，我作了如下的概括：“只有能够写下这些的人才有可能对那些信仰上帝、尊重旧教、眼睛盯着地上残余的人产生好感。”
卡雷尔先生来向我致谢，他是国民党中智勇双全的人，曾与梯也尔和米涅共过事。卡雷尔先生是虔诚的保王派鲁昂家族的一员，好坏不分的盲目的正统派们对卡雷尔先生不屑一顾，恃才傲物的他便一头扎进他自己的理想世界以此补救自己做出的牺牲。在各项伟大运动中那种才智双全的特点他都具有。这种人，当事先没有预料到形势迫使他们把自己关在一方狭小的范围内时，便尽一切努力利用其丰富的才能去适应当时的事件与舆论。革命之前，这些高傲的绅士死得不明不白，因为那时他们的公众尚未形成，革命过后，这些人死得孤孤单单，因为公众隐退时抛弃了他们。
卡雷尔先生是个不幸的人：再没有什么比他的思想更积极的了，再没有什么比他的生活更浪漫的了。一八二三年，他在西班牙成了一名伏尔泰式的共和党人，就地参加了战争，后被法国当局判处死刑。他冒着重重危险逃了出来；在潜逃的日子里，爱与动乱相互混杂，他必须保护支撑着他生命的所爱1。勇敢的他总是随时准备在某一天扑向敌人的剑尖，把生死置之度外。他与他心爱的女人一起，在第一束曙光升起的时候，在起床号召他向敌人的阵地发起进攻的时候，在寂静的战场上转悠。
1指埃米尔安托万(emilleantoine)。
为了写写我们著名的作曲家，我离开了阿芒卡雷尔。读者也许会发现我的叙述太短太少了，但我有权得到您的宽恕，他的名字和他的歌声应当铭刻在您的记忆里。
德贝朗瑞先生
德贝朗瑞先生不必像卡雷尔先生那样掩饰他的爱，在歌唱了自由和大众美德，在痛斥了国王的监狱之后，他把满腔的爱倾注在歌曲之中，于是产生了不朽的利赛特2。
2贝朗瑞演唱的一首充满激情的歌曲。
在烈士街城门附近，蒙马特高地下面，有一条奥弗涅钟楼街。在这条只修了半截、铺了一半路面的路旁，有一幢后面带小花园、不值几个钱的小房子，里面就住着我们这位杰出的歌唱家。这是一位秃顶、表情略显粗野却又狡黠、淫荡的诗人。在看惯了太多庄重的皇家面孔之后，我饶有兴致地把目光落到了这位古罗马式的小庶民身上。我把各种不同类型的面孔予以比较后发现，在君王们的前额上，有种天然高贵但又有点干瘪、乏力、模糊的东西；在平民的前额上似乎有种共同的自然天性。但我们仍可以辨别出两者的天性在智力上的高低来。君王的前额已失去了皇冠，而平民的前额正在等待着它。
一天，我请贝朗瑞让我看看他几篇他还没有成名的作品(倘若他让我像他那样家喻户晓时1，要他大度包容)，他对我说道：“您知道吗？开初我还是您的忠实信徒呢，我发疯般地迷上了您的基督教真谛。于是，我做了一些基督教田园涛：反映乡间教士在村庄丰收季节里举行祭礼的场景。
1夏多布里昂比贝朗瑞大12岁，但这位歌唱家当时享有的盛誉是今天的人们无法想象的。
奥古斯坦蒂埃里先生对我说，法兰克人在殉难者书中的战斗使他萌发了用一种新的方式来写历史：没有什么比把我的回忆置于历史学家蒂埃里和诗人贝朗瑞的才华前面更令我得意了！
我们的歌唱家具备伏尔泰对唱歌要求的各种素质，这位写了那么多优美诗歌的作者说道：“为了写好这些小小的作品，必须从细腻和敏感的情感出发，脑子里要绝对的协调，调子既不要太高，也不要太低，而且不能太长。”
贝朗瑞有好几个引发他灵感的女人，她们十分迷人；当这些女子成了他妻子的时候，他全爱着她们。但当他背叛她们时，他对此毫不伤悲。然而，他的快乐之中，隐藏着痛苦的虔诚感觉：这是个微笑着的严肃脸孔，一种祈祷的哲学。
有人称贝朗瑞为我的同党，从这方面讲，我对贝朗瑞的友情值得惊奇。一位与我素不相识的圣路易时代的老骑士从他的塔楼里给我捎来这样一封信：“先生，高兴起来吧，感谢那些对你的国王和上帝扇耳光的人的吹捧吧。”太好了！我勇敢的骑士，您也不愧为一位诗人！
在我动身前往瑞士前，在巴黎一家咖啡馆里，我宴请了贝朗瑞先生和德卡雷尔先生。晚餐结束时，贝朗瑞先生唱了一首动人的歌：
夏托布里昂，你为什么离开你的祖国，离开它的爱、我们的赞扬和思念？
在波旁家族史上，发现了这样一节诗：
你关心他们的衰亡吗？
那么了解一下他们那极度的虚荣吧，
它把坏事归罪于上天本身，
他们用背信弃义对待你的忠诚。
针对这首反映这个历史时代的小诗，我在瑞士写了一封信，发表在我那本关于布里格维尔建议的小册子的前面，我对他说道：“从我给您写信的这个地方，先生，我看到了拜仑先生居住的乡间别墅和斯塔尔夫人府邸的屋脊。那位游吟诗人希尔德——阿洛尔德在哪里？那位作家科里纳在哪里？我这太长的生涯就像那墓碑四周的道路一样。”
我回到了日内瓦。接着，我带夏多布里昂夫人回到了巴黎，把反对布里格维尔关于放逐波旁王族的议案手稿也带回来了。这份让一部分人成功，另一部分人不幸的议案于一八三一年九月十七日在众议员会议上引起了重视。
一八三一年十一月底 ↑返回顶部↑
日记(续)
阿卡雷尔先生
我的历史研究把我同卡雷尔1先生联系在一起了。历史研究使我认识了梯也尔先生和米涅先生，我把卡雷尔先生撰写的卡塔洛涅战争中的大部分引进到了我的研究序言中。其主要内容有：“事物在它的连续的、必然的变化中，并不能增加人们对它的理解，也不能巧妙地驯服所有个性中人，甚至未顾及到各方面的利益。这就是我为什么必须理解、原谅那些为以往利益而辩护的抗议者所干的傻事；当一个时代已经完结，它的模式也随之毁坏，对于上帝来说只消重做一个，然而这些残余仍留在地上，偶尔看它一眼也不是不可以的。”
1阿芒卡雷尔(annandcarrel1800—1836)，他在一八三年同梯也尔和米涅创建立国民党，后由于他的共和观点使他很快同梯也尔和米涅决裂。
在上面这段精彩的引言下面，我作了如下的概括：“只有能够写下这些的人才有可能对那些信仰上帝、尊重旧教、眼睛盯着地上残余的人产生好感。”
卡雷尔先生来向我致谢，他是国民党中智勇双全的人，曾与梯也尔和米涅共过事。卡雷尔先生是虔诚的保王派鲁昂家族的一员，好坏不分的盲目的正统派们对卡雷尔先生不屑一顾，恃才傲物的他便一头扎进他自己的理想世界以此补救自己做出的牺牲。在各项伟大运动中那种才智双全的特点他都具有。这种人，当事先没有预料到形势迫使他们把自己关在一方狭小的范围内时，便尽一切努力利用其丰富的才能去适应当时的事件与舆论。革命之前，这些高傲的绅士死得不明不白，因为那时他们的公众尚未形成，革命过后，这些人死得孤孤单单，因为公众隐退时抛弃了他们。
卡雷尔先生是个不幸的人：再没有什么比他的思想更积极的了，再没有什么比他的生活更浪漫的了。一八二三年，他在西班牙成了一名伏尔泰式的共和党人，就地参加了战争，后被法国当局判处死刑。他冒着重重危险逃了出来；在潜逃的日子里，爱与动乱相互混杂，他必须保护支撑着他生命的所爱1。勇敢的他总是随时准备在某一天扑向敌人的剑尖，把生死置之度外。他与他心爱的女人一起，在第一束曙光升起的时候，在起床号召他向敌人的阵地发起进攻的时候，在寂静的战场上转悠。
1指埃米尔安托万(emilleantoine)。
为了写写我们著名的作曲家，我离开了阿芒卡雷尔。读者也许会发现我的叙述太短太少了，但我有权得到您的宽恕，他的名字和他的歌声应当铭刻在您的记忆里。
德贝朗瑞先生
德贝朗瑞先生不必像卡雷尔先生那样掩饰他的爱，在歌唱了自由和大众美德，在痛斥了国王的监狱之后，他把满腔的爱倾注在歌曲之中，于是产生了不朽的利赛特2。
2贝朗瑞演唱的一首充满激情的歌曲。
在烈士街城门附近，蒙马特高地下面，有一条奥弗涅钟楼街。在这条只修了半截、铺了一半路面的路旁，有一幢后面带小花园、不值几个钱的小房子，里面就住着我们这位杰出的歌唱家。这是一位秃顶、表情略显粗野却又狡黠、淫荡的诗人。在看惯了太多庄重的皇家面孔之后，我饶有兴致地把目光落到了这位古罗马式的小庶民身上。我把各种不同类型的面孔予以比较后发现，在君王们的前额上，有种天然高贵但又有点干瘪、乏力、模糊的东西；在平民的前额上似乎有种共同的自然天性。但我们仍可以辨别出两者的天性在智力上的高低来。君王的前额已失去了皇冠，而平民的前额正在等待着它。
一天，我请贝朗瑞让我看看他几篇他还没有成名的作品(倘若他让我像他那样家喻户晓时1，要他大度包容)，他对我说道：“您知道吗？开初我还是您的忠实信徒呢，我发疯般地迷上了您的基督教真谛。于是，我做了一些基督教田园涛：反映乡间教士在村庄丰收季节里举行祭礼的场景。
1夏多布里昂比贝朗瑞大12岁，但这位歌唱家当时享有的盛誉是今天的人们无法想象的。
奥古斯坦蒂埃里先生对我说，法兰克人在殉难者书中的战斗使他萌发了用一种新的方式来写历史：没有什么比把我的回忆置于历史学家蒂埃里和诗人贝朗瑞的才华前面更令我得意了！
我们的歌唱家具备伏尔泰对唱歌要求的各种素质，这位写了那么多优美诗歌的作者说道：“为了写好这些小小的作品，必须从细腻和敏感的情感出发，脑子里要绝对的协调，调子既不要太高，也不要太低，而且不能太长。”
贝朗瑞有好几个引发他灵感的女人，她们十分迷人；当这些女子成了他妻子的时候，他全爱着她们。但当他背叛她们时，他对此毫不伤悲。然而，他的快乐之中，隐藏着痛苦的虔诚感觉：这是个微笑着的严肃脸孔，一种祈祷的哲学。
有人称贝朗瑞为我的同党，从这方面讲，我对贝朗瑞的友情值得惊奇。一位与我素不相识的圣路易时代的老骑士从他的塔楼里给我捎来这样一封信：“先生，高兴起来吧，感谢那些对你的国王和上帝扇耳光的人的吹捧吧。”太好了！我勇敢的骑士，您也不愧为一位诗人！
在我动身前往瑞士前，在巴黎一家咖啡馆里，我宴请了贝朗瑞先生和德卡雷尔先生。晚餐结束时，贝朗瑞先生唱了一首动人的歌：
夏托布里昂，你为什么离开你的祖国，离开它的爱、我们的赞扬和思念？
在波旁家族史上，发现了这样一节诗：
你关心他们的衰亡吗？
那么了解一下他们那极度的虚荣吧，
它把坏事归罪于上天本身，
他们用背信弃义对待你的忠诚。
针对这首反映这个历史时代的小诗，我在瑞士写了一封信，发表在我那本关于布里格维尔建议的小册子的前面，我对他说道：“从我给您写信的这个地方，先生，我看到了拜仑先生居住的乡间别墅和斯塔尔夫人府邸的屋脊。那位游吟诗人希尔德——阿洛尔德在哪里？那位作家科里纳在哪里？我这太长的生涯就像那墓碑四周的道路一样。”
我回到了日内瓦。接着，我带夏多布里昂夫人回到了巴黎，把反对布里格维尔关于放逐波旁王族的议案手稿也带回来了。这份让一部分人成功，另一部分人不幸的议案于一八三一年九月十七日在众议员会议上引起了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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