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一十三章 诸子百家臣服！（2 / 4）
孟子认为，人性本善。在孟子《孟子.告子》“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耳，弗思耳矣。”
孟子的性善论，是儒家学说的主流学派，也称为道统学派。
由此作为治国理政制度的设计出发点，是提倡以德治国，强调德治。
而荀子认为，人性本恶。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就是说，人之本性都是恶的，趋利避害是本能，恶是为了自己趋利避害；如果人又好的表现，都是虚伪的、伪装的。
荀子说：“好恶、喜怒、哀乐，夫是之谓天情。”又说：“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
荀子和孟子一样，认为食色喜怒等是人的先天性情，是人情之所不能免，是人所共有的。
但是，在性情与仁义的关系上，荀子则与孟子不同。孟子把食色和仁义都看作是出于先天的人性，其中仁义是大体，食色是小体；仁义好比是熊掌，食色是鱼。
荀子则认为人性只限于食色、喜怒、好恶、利欲等情绪欲望，不论“君子”“小人”都一样。
所以荀子说：“人之生也固小人。”“人之生也固小人”就叫作“性恶”。至于仁义，则是由后天所学、所行、所为而获得的。
以荀子性恶论作为治国理政制度设计的出发点，就是依法治国，强调法治。
荀子的弟子韩非子和李斯，是法家的代表。李斯作为秦国丞相，大秦律法以性恶论为出发点，推定人人都是懒惰的、没有刑法敬畏都是可能犯法的，因此大秦律法“无军功不得封侯爵”，把整个秦国变成战争机器，缺乏了德治和文化治理的作用。
性善论和性恶论，曾经是诸子百家中争论的焦点。
性善论，占据道德制高点，一种是儒家的正宗道统；性恶论，为霸道者和王者内心喜欢，但口头上不好明白直说，容易落下寡恩薄义的口实。
对于荀子的问题，叶枫没有立刻回答，沉吟了片刻。
从字面来看，“性善论”和“性恶论”似乎有矛盾的地方，实际上，它们既相互对立，又相辅相成，甚至还有许多共同点，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
其一，孟子和荀子都认为人的本性在本质上没有多少区别，都可以在后天改变。
其二，不论是“性善论”还是“性恶论”，最终都以儒家的“仁”作为终极追求，都可以把学习当作实践原则，从而到达孔子所说的“仁政”理想，他们的观点不过是对孔子观点的进一步细化和深耕。
“性善论”和“性恶论”看起来之所有有些矛盾，主要是因为两人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才出现了不同的观点。
众所周知，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乱世，早在孔子生活的年代，由于“礼崩乐坏”导致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孟子和荀子生活的时代。
孟子生活在战国中期，此时的社会风气相当差，“战国七雄”之间为了掠夺资源，抢占地盘，经常相互厮杀，不但破坏了社会秩序，还促使许多人养成了自私自利的恶习，孟子看到这种社会现状后感到痛心疾首，就决定要改变这种现状。
他提出了一系列要求，认为每一个人只要按照自己的道德本心去做事，就完全可以认识到自己的本性是善的，就不会引起内心的挣扎，由此感知到自己纯洁的本性与本心。这便是“性善论”的来源。
在孟子眼里，人性向善的根源并非通过后天的学习而得来，而是源于自我产生的良知，就像“虎毒不食子”一样，这是与生俱来的本能，只要找到适当方法，遇到合适环境，就能把它激发出来。
所以，孟子始终以善意的眼光来看待人性和人生，相信人是高等动物，能够进行自我完善，看到了人性积极的一面。
因此，他能说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样的名言，恰恰证明了他对人性是抱有希望的，不认为人性无药可救。
而荀子生活在战国末期，比起孟子所处的时代，此时的社会风气更差、更坏。
嬴政为了统一六国，让六国被迫卷入战争，而战争遵循“成王败寇”的原则，可以把人性之恶无限放大，在战争中越是十恶不赦，以毒攻毒，越能得到英雄般的赞誉。
嬴政每次征战都是发动数十万人，势不可挡，他的胜利和辉煌建立在了他人的痛苦之上。 ↑返回顶部↑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耳，弗思耳矣。”
孟子的性善论，是儒家学说的主流学派，也称为道统学派。
由此作为治国理政制度的设计出发点，是提倡以德治国，强调德治。
而荀子认为，人性本恶。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就是说，人之本性都是恶的，趋利避害是本能，恶是为了自己趋利避害；如果人又好的表现，都是虚伪的、伪装的。
荀子说：“好恶、喜怒、哀乐，夫是之谓天情。”又说：“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
荀子和孟子一样，认为食色喜怒等是人的先天性情，是人情之所不能免，是人所共有的。
但是，在性情与仁义的关系上，荀子则与孟子不同。孟子把食色和仁义都看作是出于先天的人性，其中仁义是大体，食色是小体；仁义好比是熊掌，食色是鱼。
荀子则认为人性只限于食色、喜怒、好恶、利欲等情绪欲望，不论“君子”“小人”都一样。
所以荀子说：“人之生也固小人。”“人之生也固小人”就叫作“性恶”。至于仁义，则是由后天所学、所行、所为而获得的。
以荀子性恶论作为治国理政制度设计的出发点，就是依法治国，强调法治。
荀子的弟子韩非子和李斯，是法家的代表。李斯作为秦国丞相，大秦律法以性恶论为出发点，推定人人都是懒惰的、没有刑法敬畏都是可能犯法的，因此大秦律法“无军功不得封侯爵”，把整个秦国变成战争机器，缺乏了德治和文化治理的作用。
性善论和性恶论，曾经是诸子百家中争论的焦点。
性善论，占据道德制高点，一种是儒家的正宗道统；性恶论，为霸道者和王者内心喜欢，但口头上不好明白直说，容易落下寡恩薄义的口实。
对于荀子的问题，叶枫没有立刻回答，沉吟了片刻。
从字面来看，“性善论”和“性恶论”似乎有矛盾的地方，实际上，它们既相互对立，又相辅相成，甚至还有许多共同点，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
其一，孟子和荀子都认为人的本性在本质上没有多少区别，都可以在后天改变。
其二，不论是“性善论”还是“性恶论”，最终都以儒家的“仁”作为终极追求，都可以把学习当作实践原则，从而到达孔子所说的“仁政”理想，他们的观点不过是对孔子观点的进一步细化和深耕。
“性善论”和“性恶论”看起来之所有有些矛盾，主要是因为两人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才出现了不同的观点。
众所周知，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乱世，早在孔子生活的年代，由于“礼崩乐坏”导致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孟子和荀子生活的时代。
孟子生活在战国中期，此时的社会风气相当差，“战国七雄”之间为了掠夺资源，抢占地盘，经常相互厮杀，不但破坏了社会秩序，还促使许多人养成了自私自利的恶习，孟子看到这种社会现状后感到痛心疾首，就决定要改变这种现状。
他提出了一系列要求，认为每一个人只要按照自己的道德本心去做事，就完全可以认识到自己的本性是善的，就不会引起内心的挣扎，由此感知到自己纯洁的本性与本心。这便是“性善论”的来源。
在孟子眼里，人性向善的根源并非通过后天的学习而得来，而是源于自我产生的良知，就像“虎毒不食子”一样，这是与生俱来的本能，只要找到适当方法，遇到合适环境，就能把它激发出来。
所以，孟子始终以善意的眼光来看待人性和人生，相信人是高等动物，能够进行自我完善，看到了人性积极的一面。
因此，他能说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样的名言，恰恰证明了他对人性是抱有希望的，不认为人性无药可救。
而荀子生活在战国末期，比起孟子所处的时代，此时的社会风气更差、更坏。
嬴政为了统一六国，让六国被迫卷入战争，而战争遵循“成王败寇”的原则，可以把人性之恶无限放大，在战争中越是十恶不赦，以毒攻毒，越能得到英雄般的赞誉。
嬴政每次征战都是发动数十万人，势不可挡，他的胜利和辉煌建立在了他人的痛苦之上。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