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零三章（2 / 3）
在原始社会，当时的土地更像是近代史中人民公社性质，土地为氏族公社所有，氏族成员在公社土地上集体劳动，其产品基本是平均分配，没有私有制存在，也就是没有所谓的赋税。
到了部落联盟阶段，小部落就必须要向强大的部落缴纳一定的贡赋，于是就出现了最初的剥削了。
夏商周时期，国家机构建立，剥削制度也正式形成，以国王为首的贵族控制了全国的土地，并将这些土地层层分封给各级贵族。
贵族居住在城市或者采邑，不从事农业生产，只负责以武力统治一方，“执干戈以卫社稷”，这些贵族被称为“国人”。
而村社农民居住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被视为“野人”。
夏商周的税收基本为“十一税”。
春秋战国时期，铁犁牛耕兴起，为单家单户耕种提供了必要条件，与此同时，井田制也开始走向了瓦解，公田荒废，私田增加。
各诸侯国为了保障税收，于是宣布无论公田还是私田，都要按亩征收，也就是开始征收土地税。
战国时期，商鞅变法，彻底废除了井田制，土地私有制正式确立起来，为了能够增加国家的赋税，商鞅强制拆散秦国境内的氏族，使其分散为一个个的小家庭，如此小农经济就出现了。
两汉时期，土地兼并就达到了的巅峰，出现了豪强地主，他们垄断地方的大权，逐渐演变为了门阀士族，而大量的农民失去了土地，沦为了奴婢、佃农等，失去了人身自由。
魏晋时期，门阀士族势力达到了巅峰。
东晋时期，门阀士族甚至操控朝政，跃居皇权之上。
北魏时期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国家就将土地按照相对平均的方式分配给农民，这就是所谓的“均田制”，这些土地是国家所有，农民只有使用权，不能够买卖。农民得到国家分配的土地后，就按照相关的份额缴纳赋税。
均田制被北朝和隋唐继续沿用，唐朝统一后，向全国推广了均田制，唐朝还将租调制发展成为了租庸调制度，所谓的庸就是百姓可以用钱代役，此举一定程度保障了农时，也增加了国家的赋税。
唐朝后期，均田制也因为土地兼并而走向了瓦解，国家陷入了危机。
宋朝建立后，继续沿着唐朝的思路发展，选择“不立田制”“不抑兼并”。
北宋的土地兼并现象十分严重，租佃关系盛行。和汉代相比，宋代并未形成豪强地主，反而因为科举制的推广，地主开始向乡绅阶层演化。
但是北宋时期，因为商业、手工业的飞速发展，农业税反而从国税之中占比降低，反而是商业税占比大增。
可以说，宋朝时，整个社会有向资本主义时代转变的趋势，要是没有之后的战乱，说不定两宋还真能顺利地过渡到资本社会，领先西方社会一千多年。
商业税的出现，其实代表着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可随着蒙古铁骑的南下，两宋时期营造的良好社会制度直接被打破，农业税的比例重新上升。
等来到大明时期，为了能够让国家在最短时间之内恢复，明朝建立后，在全国推行了重农抑商、海禁等政策，于是商业税收急剧萎缩。
明朝时期，根据相关资料统计，明朝的财政收入仅为宋朝的八分之一，其中90%以上的税收来自于农业税。
明朝的商业税率和宋朝基本是一样的，明朝商业税收的大幅度萎缩，说明明朝的商业已经严重退化。
商业的退化，朱雄英并不担心，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只有百姓们的物质生活得到满足之后，才能有精力去发展所谓的经济。
按理说，有大元在前打下的基础，大明现在占有的土地肯定是比以往朝代的土地要多的，那在相同税务的征收之下，大明的国库理应要比其他朝代要厚实几分的，可现实却不是如此。
朱雄英认为，这就是所谓的特权以及合理避税导致的。
大明初期，朝廷有这样一项规定，那就是凡是家中有秀才户籍不用服徭役。
最初这项政策是为了鼓励人们去读书，毕竟明朝建立之初汉文化经过元朝的荼毒，真正的读书人并不多。
不过之后这项政策就有那么一点变味了，有秀才的不需要服役，那他们需要做的自然就落到了其他需要服役的人身上，久而久之，那些家中无秀才的人家的负担就越来越重。
其次，可以免赋税。 ↑返回顶部↑
到了部落联盟阶段，小部落就必须要向强大的部落缴纳一定的贡赋，于是就出现了最初的剥削了。
夏商周时期，国家机构建立，剥削制度也正式形成，以国王为首的贵族控制了全国的土地，并将这些土地层层分封给各级贵族。
贵族居住在城市或者采邑，不从事农业生产，只负责以武力统治一方，“执干戈以卫社稷”，这些贵族被称为“国人”。
而村社农民居住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被视为“野人”。
夏商周的税收基本为“十一税”。
春秋战国时期，铁犁牛耕兴起，为单家单户耕种提供了必要条件，与此同时，井田制也开始走向了瓦解，公田荒废，私田增加。
各诸侯国为了保障税收，于是宣布无论公田还是私田，都要按亩征收，也就是开始征收土地税。
战国时期，商鞅变法，彻底废除了井田制，土地私有制正式确立起来，为了能够增加国家的赋税，商鞅强制拆散秦国境内的氏族，使其分散为一个个的小家庭，如此小农经济就出现了。
两汉时期，土地兼并就达到了的巅峰，出现了豪强地主，他们垄断地方的大权，逐渐演变为了门阀士族，而大量的农民失去了土地，沦为了奴婢、佃农等，失去了人身自由。
魏晋时期，门阀士族势力达到了巅峰。
东晋时期，门阀士族甚至操控朝政，跃居皇权之上。
北魏时期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国家就将土地按照相对平均的方式分配给农民，这就是所谓的“均田制”，这些土地是国家所有，农民只有使用权，不能够买卖。农民得到国家分配的土地后，就按照相关的份额缴纳赋税。
均田制被北朝和隋唐继续沿用，唐朝统一后，向全国推广了均田制，唐朝还将租调制发展成为了租庸调制度，所谓的庸就是百姓可以用钱代役，此举一定程度保障了农时，也增加了国家的赋税。
唐朝后期，均田制也因为土地兼并而走向了瓦解，国家陷入了危机。
宋朝建立后，继续沿着唐朝的思路发展，选择“不立田制”“不抑兼并”。
北宋的土地兼并现象十分严重，租佃关系盛行。和汉代相比，宋代并未形成豪强地主，反而因为科举制的推广，地主开始向乡绅阶层演化。
但是北宋时期，因为商业、手工业的飞速发展，农业税反而从国税之中占比降低，反而是商业税占比大增。
可以说，宋朝时，整个社会有向资本主义时代转变的趋势，要是没有之后的战乱，说不定两宋还真能顺利地过渡到资本社会，领先西方社会一千多年。
商业税的出现，其实代表着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可随着蒙古铁骑的南下，两宋时期营造的良好社会制度直接被打破，农业税的比例重新上升。
等来到大明时期，为了能够让国家在最短时间之内恢复，明朝建立后，在全国推行了重农抑商、海禁等政策，于是商业税收急剧萎缩。
明朝时期，根据相关资料统计，明朝的财政收入仅为宋朝的八分之一，其中90%以上的税收来自于农业税。
明朝的商业税率和宋朝基本是一样的，明朝商业税收的大幅度萎缩，说明明朝的商业已经严重退化。
商业的退化，朱雄英并不担心，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只有百姓们的物质生活得到满足之后，才能有精力去发展所谓的经济。
按理说，有大元在前打下的基础，大明现在占有的土地肯定是比以往朝代的土地要多的，那在相同税务的征收之下，大明的国库理应要比其他朝代要厚实几分的，可现实却不是如此。
朱雄英认为，这就是所谓的特权以及合理避税导致的。
大明初期，朝廷有这样一项规定，那就是凡是家中有秀才户籍不用服徭役。
最初这项政策是为了鼓励人们去读书，毕竟明朝建立之初汉文化经过元朝的荼毒，真正的读书人并不多。
不过之后这项政策就有那么一点变味了，有秀才的不需要服役，那他们需要做的自然就落到了其他需要服役的人身上，久而久之，那些家中无秀才的人家的负担就越来越重。
其次，可以免赋税。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