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7章 皇帝的责任（2 / 5）
李承乾占据辽东后，清扫三国旧贵族直接暴富，为了收民心，出台了很多地方减税策令。
但这同时，是没有向朝廷缴纳赋税的。
包括唐军这边的抚须，也都是朝廷来负责。
东征高丽，大唐在将士这块没多大损伤，李承乾麾下一路破城，朝廷军好像就打了个辅助。
可账不是这么算的，从七十万大军上百万民夫调动的那一刻起，国库的钱粮就在疯狂消耗。
不说打仗，近乎两百万人一来一回的消耗，就是个庞大的天文数字。
历史上，李世民第二次要东征高丽时，大规模建造船舰，征收各地赋税，就已经爆发出大量的农民起义了。
如果不是李世民驾崩，恐怕这块的影响更大。
“东征的账，还没算完。”
“七十万大军，每日耗粮三十万石，这还不算战马的豆料、甲胄的修补、伤兵的汤药。为了凑足这些，去年朝廷向河南道加征了‘军资钱’，每户十钱，看着不多，可陈州有户佃农，家里只有两亩薄田，为了缴钱，把唯一的耕牛卖了，今年春耕时，只能用人力拉犁。”
这便是农业王朝的死穴。
税收的根基是土地和人口，可战争像一场蝗灾，啃噬完土地产出，便会开始啃噬土地本身。
贞观之治，是建立在前有隋末战乱清空了土地兼并的积弊，中有李世民的铁腕压制住官僚腐败中。
可只要权力结构不变，土地总会重新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官吏总会找到新的敛财门道，就像堤坝上的蚁穴，看得见的能堵，看不见的，终会在某次暴雨里溃堤。
“殿下，”房玄龄看着案上堆积如山的文书，像是在给一个刚接手烂摊子的继承者上课。
“王朝就像辆马车，长安洛阳是华丽的车厢，而百姓是拉车的马。贞观初年，马肥车轻，能跑得飞快；可如今，马背上的鞍鞯越来越重，鞭子抽得越来越狠，有些马已经开始瘸腿，有些马直接倒在了路上。”
“去年润州水灾，淹没良田万顷，朝廷发了赈灾粮，可刺史把粮船开到自己的庄园，分给佃户的，只有发霉的谷种。百姓告到御史台，御史收了刺史的贿赂，把状纸压了下来。直到今年开春，灾民冲进粮仓抢粮，这才成了‘民变’，报到长安。”
这便是集权体制的致命伤，信息的传递永远比危机的蔓延慢半拍。当地方官把“饿殍”写成“偶有歉收”，把“民变”说成“刁民滋事”时，中枢看到的，永远是经过粉饰的太平。
很多王朝时代皇帝的‘昏庸’，也是因为实际的跟看到的是两码事。
李世民为什么不跟太子死磕到底，也是因为他知道真实的大唐怎样。
房玄龄其实对太子有些了解，或者说历朝历代上位的皇帝，哪个不想开疆拓土，青史留名。
只是这些功名需要累累白骨铸成。
房玄龄将这些血淋淋的账册摊在李承乾面前时，指尖的颤抖里藏着三重深意。
既是老臣对王朝的兜底，也是权臣对新君的试探，更是亲历过乱世者对“太平”二字的敬畏。
他太清楚隐瞒的代价了。
隋大业十二年，房玄龄还是洛阳的小吏时，见过郡县官吏将“千里饿殍”写成“秋粮丰稔”，将“民变四起”改成“盗匪渐息”。
那些粉饰的奏章堆满隋炀帝的御案，直到瓦岗军的旗帜插在洛阳城头，龙舟上的皇帝还在问“为何东都不报饥馑”。
这也是对陛下的隐秘交代。
陛下让他“多配合太子”，绝非简单的权力交接，而是默许他将真实的江山交到继承者手中。
让太子在虚假的太平里继续穷兵黩武，不如让他看清疮疤，学会收敛锋芒。 ↑返回顶部↑
但这同时，是没有向朝廷缴纳赋税的。
包括唐军这边的抚须，也都是朝廷来负责。
东征高丽，大唐在将士这块没多大损伤，李承乾麾下一路破城，朝廷军好像就打了个辅助。
可账不是这么算的，从七十万大军上百万民夫调动的那一刻起，国库的钱粮就在疯狂消耗。
不说打仗，近乎两百万人一来一回的消耗，就是个庞大的天文数字。
历史上，李世民第二次要东征高丽时，大规模建造船舰，征收各地赋税，就已经爆发出大量的农民起义了。
如果不是李世民驾崩，恐怕这块的影响更大。
“东征的账，还没算完。”
“七十万大军，每日耗粮三十万石，这还不算战马的豆料、甲胄的修补、伤兵的汤药。为了凑足这些，去年朝廷向河南道加征了‘军资钱’，每户十钱，看着不多，可陈州有户佃农，家里只有两亩薄田，为了缴钱，把唯一的耕牛卖了，今年春耕时，只能用人力拉犁。”
这便是农业王朝的死穴。
税收的根基是土地和人口，可战争像一场蝗灾，啃噬完土地产出，便会开始啃噬土地本身。
贞观之治，是建立在前有隋末战乱清空了土地兼并的积弊，中有李世民的铁腕压制住官僚腐败中。
可只要权力结构不变，土地总会重新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官吏总会找到新的敛财门道，就像堤坝上的蚁穴，看得见的能堵，看不见的，终会在某次暴雨里溃堤。
“殿下，”房玄龄看着案上堆积如山的文书，像是在给一个刚接手烂摊子的继承者上课。
“王朝就像辆马车，长安洛阳是华丽的车厢，而百姓是拉车的马。贞观初年，马肥车轻，能跑得飞快；可如今，马背上的鞍鞯越来越重，鞭子抽得越来越狠，有些马已经开始瘸腿，有些马直接倒在了路上。”
“去年润州水灾，淹没良田万顷，朝廷发了赈灾粮，可刺史把粮船开到自己的庄园，分给佃户的，只有发霉的谷种。百姓告到御史台，御史收了刺史的贿赂，把状纸压了下来。直到今年开春，灾民冲进粮仓抢粮，这才成了‘民变’，报到长安。”
这便是集权体制的致命伤，信息的传递永远比危机的蔓延慢半拍。当地方官把“饿殍”写成“偶有歉收”，把“民变”说成“刁民滋事”时，中枢看到的，永远是经过粉饰的太平。
很多王朝时代皇帝的‘昏庸’，也是因为实际的跟看到的是两码事。
李世民为什么不跟太子死磕到底，也是因为他知道真实的大唐怎样。
房玄龄其实对太子有些了解，或者说历朝历代上位的皇帝，哪个不想开疆拓土，青史留名。
只是这些功名需要累累白骨铸成。
房玄龄将这些血淋淋的账册摊在李承乾面前时，指尖的颤抖里藏着三重深意。
既是老臣对王朝的兜底，也是权臣对新君的试探，更是亲历过乱世者对“太平”二字的敬畏。
他太清楚隐瞒的代价了。
隋大业十二年，房玄龄还是洛阳的小吏时，见过郡县官吏将“千里饿殍”写成“秋粮丰稔”，将“民变四起”改成“盗匪渐息”。
那些粉饰的奏章堆满隋炀帝的御案，直到瓦岗军的旗帜插在洛阳城头，龙舟上的皇帝还在问“为何东都不报饥馑”。
这也是对陛下的隐秘交代。
陛下让他“多配合太子”，绝非简单的权力交接，而是默许他将真实的江山交到继承者手中。
让太子在虚假的太平里继续穷兵黩武，不如让他看清疮疤，学会收敛锋芒。 ↑返回顶部↑